余英时：五四时期也成为中国知识人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五四前后约十年左右，中国知识人确曾发展了“独立自主的人格”；他们在思想和知识的领域内，通过个人“良知”或“理性”的判断，各自选择自己的方向分头发展，即使以政治活动为终身事业的知识人，也表现出多元蓬勃的生气。当时新兴的政治和文化团体很多，从极端保守的到极端激进的，应有尽有。它们之间的互相批评有时是很激烈的，但大体上仍不脱自由竞争的正常轨道。不幸在一九三○年代以后，中国知识人便开始守不住“个人自主”的价值了。日本侵略愈逼愈紧，中国确实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国家、民族意识的高涨是必然的；知识人在国难时期应该把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害放在第一位，这也是不容争辩的。但是这不能构成他们放弃“个人自主”的充足理由，更不能成为拥护“独裁”、“专制”的根据。一九三四年，蒋廷黻和丁文江提出“新式专制”、“新式独裁”的概念便是一个讯号。他们都是所谓“自由主义者”，对现代政治与社会也有深刻的认识。他们的动机不过是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集权政府，可以有效地对内进行建设，对外抗拒侵略。当时坚持民主的主要是胡适。所以这是一场中国自由主义者内部的争论。主张“独裁”的丁、蒋两人也只是把“独裁”或“专制”当作危急时期的过渡策略。胡适所忧虑的则是：“一党专政”的观念从此将更为牢不可破，中国民主的前途也将更为黯淡了。我说这是一个“讯号”，因为自此以后，愈来愈多的知识人在“国家”、“民族”、“人民”、“革命”等集体性的政治符号前面失去了批判的能力。他们甚至对“个人自主”的价值感到羞愧和罪恶。从抗日战争起，中国知识人虽有左右的政治分化，但“个人自主”的主体意识一天比一天萎缩，则殊途同归。一九五○年代以后中国知识人的处境和心态是大家都熟悉的，已不用再说了。传统“士大夫”早已走进历史，一去不返，现代知识人也不过是千万种行业之一，决无特权可言，也不应该有任何特权。但是由于历史和文化的传承关系，在中国尚未变成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之前，我们总不免对中国知识人抱着一点特别的期待。他们似乎仍有责任重振五四以来久已消沉的“个人独立自主的人格”，在知识和价值两大领域中不断作开拓和耕耘的努力。因此我对于今天被迫沉默的中国知识人依然寄予最大的希望。（《中国历史研究的反思：现代史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