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农民在旧上海的毁灭史
提起旧上海，特别是1930年代的旧上海，上海籍新四军老战士杨琪华同志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压迫感”，这也是她成为新四军女战士的重要原因。
就说她的成长环境，杨琪华同志回忆说：
“我从小生活在上海南京东路南侧的云南路上。
南京东路是当时英租界的地段，设有统治中国人的工部局和老闸捕房，英国巡捕一副凶相，贫苦百姓远远看见他们，就得躲开，不然，就会遭到他们脚踢棍打。我刚会走路的时候，大人就告诉我，不要随便到大马路去，免得受‘洋罪’。我生活在这样的场所，从小就有一种被压迫感。”
现在“上海小姐”是不少影视剧里努力打造的时髦形象，但当年参加新四军的杨琪华同志，对有人开玩笑称她是“上海小姐”，却心里非常难过，虽然是宁波人在上海讨生活，她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备受旧社会欺凌的劳动者，她怎么会是“上海小姐”呢？
杨家是宁波乡下的破产农民，已经在上海讨生活两代人了，特别是杨爸爸：
“长期与木炭、柴片打交道，染上肺病。这种病当时没有特效药，爸爸的病好一阵，坏一阵， “五卅”惨案那次受到大刺激，血吐得更厉害了。拖到1928年春天一个夜里，爸爸突然吐血不止。邻居帮助请来医生，医生看了说： ‘他的肺已经烂了，没法救了!’第二天早上，我爸爸就断气了。我妈妈坐在床边，呼天喊地地哭。丧父惨痛的情景，烙印在我的心头。”
这样的破产农民在上海讨生活的，并非杨家一家，当时，不少破产农民跑到上海来闯码头，在帝国主义殖民剥削、资本剥削的压榨下，过着非常穷困的生活。
男的去做苦力，做一天是一天，面黄肌瘦。他们走在南京路上，高个子的外国巡捕用大皮靴踢，用手上的棍打，打得他们飞跑，人们叫受这种屈辱为“吃外国火腿”。不少农村来的妇女，手挽着篮子，里面放一些碎布头、针线，为单身工人、苦力缝补破衣、破裤、破袜子。她们奔走在工人、苦力集中的地方，或中下层群众集居的地方，群众叫她们“缝穷的”。请“缝穷的”补袜子、补内衣的，还有单身在上海的小学教师、职员、店员等。
杨琪华同志还记得，当时她在六合路上小学，就看到我的老师请缝穷的大娘补内衣、袜子。她们收费很便宜，只求可以混一口饭吃。
此外，混不下去的就更惨了，还有一些农村妇女流落街头拉客，人们骂她们是“野鸡”（低档jinv）。
说到这里，杨琪华同志讲过自己家门口的一户家庭的命运：
这也是来沪讨生活的破产农民，开始以摆水果摊为生，一对小夫妻，男的叫阿泉，女的叫翠弟，都只有二十几岁，不识字，找不到工作，只好借钱做小生意，阿泉曾经结识了一个拜过老头子的人，介绍阿泉到赌场去做茶房。阿泉老实巴交，胆子又小，吓得不干了。阿泉妻子翠弟，给人家洗衣服。她想自己年纪还轻，想多挣一些钱，去新新公司游乐场做女招待。茶客多给一些钱，就去开房间，传染上性病，因此生下一个痴呆的孩子。
解放后，杨琪华同志回到上海，专门打听这对邻居的下落，听弟弟说，阿泉做小本生意的钱都蚀掉了，自己也在国民党逃离大陆时被抓壮丁抓走了，痴呆的孩子病死了，他的老婆翠弟病成不像样，到家乡去，不久也死了……
所以有位读者朋友在我别的文章下面有句评论，我觉得可作为这篇的结尾词——
“不止1930年的上海不好，1949年之前的中国，平民的生活水平都非常糟糕，哪怕唐宋明清盛世，底层哪一年有不饿死人的? 没有党就没有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