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北欧，真的能让我重启人生吗？（2）

摘自看客inSight ，作者看客

长冬、孤独和歧视

只是所有的美好，在第一个冬天来临的时候骤然结束。

我是南方人，在我的世界观里，一年有四季是很正常的事。我不知道原来在高纬度地区，真正的夏天只有两、三个星期，剩下就只有冷的冬天，和不那么冷的冬天。

去北欧之前，我觉得不就是冷吗？在外面我多穿点衣服，在家里我开暖气就好了。但去了之后，我发现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它没那么冷，那几年没下过几次雪，也没有几次气温降到零下。

真正颠覆我认知的是黑。丹麦有一半地区位于沿海，导致阴天、刮风和下雨是常事，天总是灰的。每年11月到2、3月，更是下午四点不到天就黑了。早上有课的时候，我出门，天是黑的。下午三、四点钟放学，天又黑了。整个冬天，几乎见不到阳光。

北欧是全世界幸福感最高的地区，但也是季节性抑郁高发的地区。这种抑郁因漫长的黑夜与糟糕的天气衍生而来，会持续一整个冬天。在北欧的第二个冬天，我出现了一些季节性抑郁的症状：没日没夜地昏睡，不在昏睡的时候，就开始头痛。

我咨询身边的人有什么应对的策略，朋友向我推荐了光疗灯。一种北欧人家里常见的小灯，放在桌子上，能模拟太阳光的照射。我也去过那种美黑沙龙，可以整个人躺在里面“晒太阳”。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实习，每天四点下班，回到家吃饭、洗澡，然后从五、六点一直到睡觉前，我用各种方式来填满时间，晒灯、做手工、看电影、健身、和人聚会，让黑夜显得不那么漫长。

但等到第四年的冬天，这些方法已经逐渐失效。孤独，让我的抑郁越来越严重。

交朋友很难，丹麦人的社交圈较为保守，交友圈可能从中学就固定了，几乎不交新的朋友。他们对于家庭的重视程度超出想象，会定期回家和家人团聚，新员工入职时也会介绍自己的孩子。丹麦人喜欢问“你的梦想是什么？”而他们的梦想大多很简单：去乡下买一幢房子，生几个孩子。

这可能和北欧的气候有关，大家都需要回到家里，通过与人团聚、交往来抵御冬天与黑夜带给人的孤独。对孤零零去到北欧的我来说，这一切格外难熬。我也尝试过在运动、社交时认识新的朋友，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圈子和生活，最多偶尔出来喝一杯，不会再有深入的交往。

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摸黑出门，去不同的超市乱逛，不为买东西，只是为了找点事做。在提倡“work life balance”的北欧，除了少数的超市和酒吧，几乎没有商家在晚上营业，连商场都关门得很早。到了礼拜天，大部分店直接不开门了，整座城市静得可怕。哪怕我走在路上大声尖叫，也不会有人听到。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世界流行，情况变得更糟了。丹麦每隔14天更新一次政策，街上所有的地方几乎都关门了，同一空间的人需要间隔10米、20米，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

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越来越明显的歧视。大部分时候，丹麦人很平和，但当他们面对来自其他文化背景，尤其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时，还是会有一种隐性的歧视。聊天时，我想念中国有很多好吃的，对方却说：“中国不是还有很多人吃不起饭吗？”

疫情期间，他们甚至丢掉了这一层“虚伪”。平时对我很好的同事，会在我感冒时大喊“新冠”，让我离他远一点。走在路上，会被流浪汉骂“滚回去”，我想要和他争论，结果我明明是被丹麦语伤害，还只能用丹麦语反击。

糟糕的天气、孤独的情绪和加剧的歧视叠加在一起，让我的季节性抑郁变成了真正的抑郁。我向公司请了病假，不上班，不出门，除了拿外卖、洗澡和上厕所之外，就无法下床。我睡得很少，凌晨两、三点迷迷糊糊睡着，五、六点又醒了。抑郁紧接着影响到了饮食，最严重的时候，我一个礼拜瘦了7斤。

我去医院挂急诊，医生说我没有抑郁，冬天都是这样的。我只能又去找心理医生，第一个医生是丹麦人，他很同情我的遭遇，但难以感同身受。我又换了一个别国的心理医生，多少比本地人更理解我，即便有了情绪的出口，我仍然生活得很负面，不笑，也不想和人交流。
在那个冬天的一个夜晚，我独自去ATM机取钱，第一个ATM机坏了，我又往前走了10分钟，想找另一个ATM机试试。天空突然开始下起大雪，打在我的眼镜上，化成了水，眼前变得模模糊糊，风也夹杂着雪钻进我的脖子里，变得冰冷。

我哆哆嗦嗦地数完钱，小心放进自己的兜里，又原路走回去。那天的风大得让人踉跄，我一边把手放在兜里担心钱的安全，一边饥肠辘辘地走进附近唯一一家开门的超市，好想吃一碗热汤饭，或者是一些热气腾腾的，能让身体暖和起来的东西。但晚上8点多，超市里的东西几乎都卖完了，只剩下一些土豆、胡萝卜，还有速冻的汉堡和披萨。

那个瞬间，我下定决心不要再过这种生活，我要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