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J1出土的器物包括瓷器、铜器和铁器三类。以瓷器为大宗，品种有青釉瓷、青白瓷和黑釉瓷三种。同一瓷器品种在器物特征上有较大的一致性，且具有较为鲜明的时代特征。出土铜器和铁器的数量极少，器类在宋元时期各窖藏中多有发现，但形制差别较大，可兹比较的材料相对较少。故对J1出土器物的讨论，主要围绕瓷器展开。

出土的青釉瓷，以碗、盘、碟为主，另有玉壶春瓶和匜各1件，应为浙江龙泉窑产品。其中碗为侈口，深弧腹，小圈足，外壁沿下刻画数道弦纹（图二∶1）；盘、碟为敞口，平折沿，浅弧腹，内底多刻画双鱼纹，部分外壁刻划莲瓣纹（图二∶2）。上述器型与龙泉东区碗圾山、金窑岗、杉木林，南区大窑枫洞岩等窑址［4］出土的元代中晚期同类器型几乎完全相同。玉壶春瓶为撇口，长束颈，圆鼓腹（图二∶4）；匜为敞口，鸟嘴形流，深弧腹，卧足（图二∶3）。两者釉色润泽，造型独特，与韩国新安元代沉船［5］、山东菏泽元代沉船［6］发现的同类器完全一致。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这种类型的玉壶春瓶、匜出土数量较少，也暂未发现相关的纪年和窑址材料可做比对。不过有关韩国新安元代沉船、山东菏泽元代沉船沉没年代及相关出水器物的诸多有益探讨，可为进一步确认这两件器物的年代提供重要参考。从相关研究成果看，研究者基本认定上述两处沉船遗址无论出水器物或沉没年代均集中在元代中晚期［7］。因此J1出土玉壶春瓶和匜的年代为元代中晚期应无太大问题。

出土的青白瓷，仅盏一种器型，为敞口，斜弧腹，圜底，小饼足（图三），同类器物在重庆渝中区老鼓楼衙署遗址［8］、奉节永安镇遗址［9］等均有发现。发掘者认为J1出土的这类饼足小盏为重庆巴南清溪窑所烧。清溪窑是重庆地区非常重要的窑场，以烧造黑釉、白釉瓷为主，同时还烧造一定的仿钧釉瓷，该类瓷器在川渝地区宋代遗址、墓葬、窖藏中多有发现。从出土情况看，清溪窑仿钧釉瓷器形制较单一，主要有圈足盏、折沿碟、折沿盘、平底盘、细颈瓶、胆瓶、三足炉等［10］。唯一可比较的圈足盏，为近直口，弧腹，小圈足，与J1出土的饼足小盏相比差距较大。参看其他窑址材料，这类饼足小盏在景德镇湖田窑［11］、落马桥［12］等窑址元代遗存中大量出土，其胎体、釉色、器型等几乎完全相同，是景德镇窑元代不同阶段尤其是中晚期非常典型的器物类型。

出土的黑釉瓷，有盏、碗两种器型。其中盏为弇口，斜弧腹，饼足（图四∶1）；碗为敞口，坦腹，圈足（图四∶2），发掘者认为这些黑釉瓷为四川乐山西坝窑所烧。

西坝窑为四川地区一处以烧造黑釉瓷为主的地方民间瓷窑遗址，该窑址兴起于北宋，盛烧于南宋至元代，延续至明代，其产品胎色多样，胎体表面多施白色化妆土；釉色以黑色和酱色为基本色调，釉面有蓝色、蓝白色、兔毫、油滴、鹧鸪斑等窑变纹样，奇幻多彩；器型丰富，主要有碗、钵、盏、盘、碟、壶、杯、罐、瓶、香炉、灯碟、器盖等［13］。相较而言，J1出土的黑釉瓷，胎质疏松，颗粒感强；釉色多不纯，多呈黑褐、黄褐等色；器型上，盏弇口部分宽且内凹，腹部略矮，碗足部挖足较浅且足端更宽平等。具体器物特征与西坝窑器物仍有出入，加之两者地理位置相距较远，相比川渝地区其他烧造黑釉瓷的窑址，西坝窑大部分产品并不具有明显吸引力，由此J1出土的黑釉瓷应非西坝窑烧造。目前，重庆地区烧造黑釉瓷的窑址有很多，如南岸黄桷垭、巴南清溪、荣昌瓷窑里、合川炉堆子等均有烧造，其年代从北宋晚期一直延续到元初［14］。从出土情况看，暂未在重庆地区各窑址中发现更晚阶段的黑釉瓷，但在重庆地区元代中晚期及明代的遗址和墓葬中却有较多出土，似乎表明重庆本地制瓷业直至明代仍有烧制。需要指出的是，J1出土的黑釉瓷并非孤立存在，符合上述特征的黑釉瓷，在重庆渝中区老鼓楼衙署遗址元代水池中也有大量出土，同时伴出的还有龙泉窑、景德镇窑、钧窑等窑口较为明确的元代中晚期瓷器［15］。结合重庆地区黑釉瓷的烧造历史及出土情况，J1出土的黑釉瓷应为重庆本地窑口所烧，其年代与老鼓楼衙署遗址元代水池出土器物一致，应为元代中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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