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城市繁荣的背后

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宋代汴京的繁荣，南宋的首都临安的繁荣也多被词人所书写。
然而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呢？
中国古代的大中城市都是在专制统治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据点上发展起来的，特大城市往往是首都或陪都，一般城市往往州郡县的治所，因此在城市里生活的主要是统治阶级以及其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的人员。
在葛剑雄老师的书中有这样的数据：北宋中叶以后，汴京城市人口是150万至170万之间，其中皇室、宗室、官僚军人及其家属就占了一半以上，再加上专门为宫廷和官府服务的官营手工业者与他们的家属，以及居住在汴京的富有的地主，这样统治阶级及直接属于他们管理和直接为他们服务的人口就在100万左右，实际上民营手工业者和商人也就一二十万，临安与汴京的情况差不太多。
无论这些大城市的商业、手工业、服务业分工如何细密，但主要是生产消费品和为奢侈生活提供服务的，几乎没有生产生产资料的产业。
这与那些工业性的欧洲城市是根本不同的，欧洲城市的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与外地交换、兴盛市场和积累资本。
欧洲商业城市的兴衰取决于生产效率和商贸情势。如原材料来源的难易、行会限制的宽严、城市寡头墨守成规的程度等，总之都是与经济有关的原因。
而中国古代的这些大中城市的兴衰存亡主要取决于政治因素，它的兴盛是由于其政治地位的重要（也就是说本城市中有没有能够维持高消费的皇权专制统治者），如果这个城市的政治地位陡然下降，或者造成城市兴盛的政治条件不存在了，没有了那些穷奢极欲的人，那些服务性的产业自然烟消云散，这种城市的繁荣是“起兴也勃，其亡也忽”，来得快，散得也快。如北宋的汴京，南宋的临安，元朝的大都，明代的南京都经历过这种快速由摔而盛、由盛而衰的历史命运。
这种城市的繁荣不是源于自身经济的生命力，也就是说以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为前提，是以农村土地兼并的剧烈和大批自耕农的破产，一些人脱离土地、宗法以及大幅度降低农民的生活水平为前提的，以农村经济的破产与农民的苦难为代价的。
这些城市繁荣是畸形的繁荣，是社会动荡和天下大乱的前兆，动荡与战乱又会将这些城市的繁荣一扫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