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张效舜，男，60岁，朔城区城内人，农民
采访时间：2005年9月6日
地点：朔城区北马军巷18号

1937年农历8月24日，日军打进朔县城，杀了三天三黑夜，我们张家大院11口人被杀了。我的父亲张务本被扎了27刺刀，没扎死，是县城西门口集体枪杀惨案中唯一幸存的。
我家在西街水圪桃堰8号，一处四合大院，住着几代人。家里人种地、蒸馍馍、打月饼、做干货，家业兴旺，光景红扑扑的。

那天半前晌，十几个日本兵进了我们张家大院。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挨家搜查抓人，凡是男人不分老少都让走。当时院里有我爷爷、二爷、三爷、父亲、二叔、三叔、表叔，还有进城躲“反”的张家大女婿、从西老庙街逃进家的我三爷的两个小舅子，总共20大几口人。
日本兵从院里一共抓走15个男人。我爷爷以为是日本人抓上去当差，谁也没反抗，顺顺跟上走了。拐出巷口到了北马军巷，巷子里已经抓下200多人。抓来的人跪下一大片。 我家被抓的人也插进了人群里，跪下。
这时，来了个当官模样的日本人，叽哩呱啦讲了一阵话，说啥听不懂。二爷留着八字胡，这个日本人用手指指他，让他站起来，我二爷就站起来了，我爷爷想，老二站起来了，我和他是一家，我也站起来哇，也站了起来。我爷爷是个秀才，脸上白净，没胡子，这个日本人打量了一阵，看见他上了年纪，摆手让走。我表叔15岁，三叔15岁，年纪小，也让走，他们四人才松了一口气，愣等了一会，慌慌张张返回了家。我爷爷说，没杀他和二爷，大概是沾了年纪大的光，胡子拉碴，老汉，饶了一命。表叔和三叔小娃们，也没杀。回了家，女人们问别人抓的哪啦，我爷爷不敢直说，就说当差去了，哭了。

接下来，集中到北马军巷的这200多个人，都被10个人一串拿绳子拴在一起，像放羊一样，赶着一大片，向北出了巷口，又转向西街鼓楼，向西门方向走。这时，人们才看见离西门口不远的路北边，日本人架着一溜排排机关枪， 枪口朝南，对着过来的人群。
人们走到枪口对着的路南边时，枪机哗哗哗的响了，人们一片片中了子弹倒下，当时路南边是住户房后墙，前边的人倒下了，后边的人被日本兵逼着向前走，脚下的死人拨拦的，后边的活人拥挤的，房后墙根挤成一圪蛋。对面的机枪冒着火星，哗哗哗不住住的扫过来。人们七仰八塌死下一大堆，路上的血流成了河，房后墙也被溅上的血染成了红的。
我的父亲32岁，年轻滑刷，趁着人群惊慌混乱，赶紧跌倒爬到死人身上，又被后边中了弹跌倒的死人把他压住了。父亲没有中弹，假装下了。这天上午，日本兵把抓来的人，从各条小巷押过来，过来一批，机枪扫一批，几乎没有停。打死足有大几百人，死人堆成了山。

到了后半晌，从小巷巷抓出的人逐渐少了。日本兵怕有活人，又挨住过滤死人，他们排着队，举着刺刀，刀尖朝下，前边的兵用刺刀把死人挑出来，扒开，后边的兵不管活的死的挨住在死人身上乱捅。父亲饶过了枪子，这下饶不过了。他圪挤着眼，憋住气，装着死，不动弹，前边的兵把他挑出来，马爬下，后边的兵在他背部乱捅，他被捅了27刀，他没敢动，紧接着日本兵把别的死人挑到他的身上，又把他压住了。就这样，日本兵通身过滤了一遍，看见没活人了这才停下。

大约黑夜10点多钟，月亮上来了，人定了，鬼子也走了。父亲才扒开死人，钻出来，慢慢往家爬，先爬过顺城巷，又转回水圪桃堰，爬一阵，歇一阵，清醒一阵，迷昏一阵。后半夜，离家不远了，过的一堵墙，他用力爬过墙头，结果发了劲，漏了血，流血过多，再也没力气爬了，他就喊叫。家里人听见了，才把他抬回家。
（父亲）身上的衣裳像血洗过一样，粘成了一片，脱了衣裳一看，背上有27个刀窟窿，冒着血泡沫沫，没法儿止血，把家里的两只小鸡拧了头，剥上皮贴在伤口上止血。可是伤口多，鸡皮少，不够，连夜又向跟前住的人们要上小鸡拧头剥皮，才把伤口贴住，估能的不流血了。后来一数，光贴伤口就捉了30多只小鸡。那时人们好，反正捉谁家的鸡也没说的，救人要紧。

以后的第二天、第三天，父亲像死了一样，出的些游游气，躺在炕上，不吃不喝，只是家里人服侍的喂些水。
日本兵还不让你安生，每天来家好几趟，看有没有窝藏下男人。当时家里人商量，把父亲放到洋柜，又怕憋死，放到仰层上，又不合适，干脆不躲不藏，又怕再杀了。父亲说，啥也不要说了，等日本人进了院，在我脸上苫张麻纸，你们哭，就说我死了，看能不能日哄了。家里人就照着这个办法做。日本兵进了院，赶紧在我父亲的脸上盖一张麻纸，女人娃们开始放声哭，日本兵进家一看，炕上躺的“死人”，脸上还盖的苫面纸，女人娃们哭的很伤心，走了。有一个日本兵，不相信，怀疑，硬要撩起麻纸看死了没，奶奶连骂带拦，日本兵没看上。两三天，就这样，来回折腾，才蒙混过了关，父亲才侥幸拣了一条命。

事后，父亲回忆，那天所以没让捅死，是因为过了八月十五，天气凉了，奶奶给父亲做了一件新夹主腰，粗布，又用粉面刮了浆，经过捶板石捶打，瓷实了，刺刀捅上来，挟刀刃，扎的不深。是这件夹主腰救了父亲一命。过了好几天，家里人从耶稣教堂请回了牧师，背的个黑包包，装的药，每天到家里换药，才治好了。

在这次屠城血案中，我们张家大院11口人被杀害。其中有我的二叔、三爷、姑夫、我三爷的两个小舅子，姓刘，名字说不上来。我的二叔18岁，已订了婚，正准备娶媳妇，结果被日本人杀了。男人被杀了，女人娃们连惊带吓，瘫了，一个尸首也没寻，后来都被拉到西城壕埋了。
以后的几天，女人娃们被赶出了正房、西房，挤到了南房。正房、西房空下，日本兵占了，不分白天黑夜在房里奸污捉来的妇女。那情景，真残。小日本是丧尽了人性。

我父亲受伤过重落下一身残疾，后半生不能做重体力活，连一担水也担不动，为了糊口，在街上做些小买卖，经常熬的喝汤药。一到天阴下雨变天气，浑身的伤口就发痒、疼痛，受尽了折磨。到了70多岁，连腰也展不立了，摩倒腰行走，靠吃药养活。活到81岁上死了。

——《疼痛的记忆-朔县九·二八日军屠城惨案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