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岳州窑”之名最早见载于唐人陆羽所著《茶经》，在《茶经》的第四章节“茶之器”即有关岳州窑的记叙：“碗：越州上，鼎州、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晋·杜毓《荈赋》所谓：“器择陶拣，出自东瓯”。瓯，越也，瓯越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以下。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红白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1]由于《茶经》自唐代刊行流传至今，“岳州窑”便以唐代青瓷名窑的身份载入史册，而《茶经》中关于唐代岳州窑器物的描述仅仅以一句“越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带过，未有更多细述。自唐代至民国，大多提及岳州窑的文章、著作大都是援引自《茶经》对岳州窑的这一句简要描述而作它说，如：清人蓝浦在他的《景德镇陶录》中提到岳州窑以“湖南岳州府，唐代亦陶瓷，皆青”一语作为记述；近代人黄矞著《瓷史》提及岳州窑亦复如此，以一句“岳州即湘也，其品既在寿州、洪州上，则亦当时之珍品。”之句作记。日本古陶瓷学者小山富士夫于上世纪40年代所著《支那青瓷史稿》中列举岳州窑时亦是主要援引《茶经》对岳州窑的记叙。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记录岳州窑的历代文章大都是以《茶经》中关于岳州窑的记述语句为母本而作改头换面之说。唯独中国近代著名古陶瓷学者叶麟趾先生在其上世纪30年代发表的著作《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中记述岳州窑时使用了对产品面貌以及窑业地理分布的叙事语言：“岳州窑在今湖南省岳阳县，胎质似婺窑而略粗。明末岳阳楼南之卢陵潭亦有烧造者（即岳窑之继起者），胎质黄褐而坚致，釉呈青绿色（青者如海碧色，绿者如孔雀绿）。”从这一段文字来看，叶麟趾先生似乎把湖南省岳阳县洞庭湖南岸的鹿角窑[2]当作了陆羽记述的“岳州窑”，这与史实不符，因为鹿角窑乃至整个岳阳县湘江流域已发现的青瓷古窑场均为宋元时期，主要产品为青瓷与黑釉瓷，胎质较为粗糙，至今未发现有唐代窑业存在，所以叶先生这一段关于对《茶经》中记述的岳州窑的考证并不准确。另外，卢陵潭在湘阴境内，虽然位于岳阳楼的南边，但距离岳阳楼有近70公里，地理差距较大。不过卢陵潭的确有东晋时期的青瓷窑址，其窑址地表多见底部采用满釉支烧工艺的青瓷盅、碗，釉色青绿。从这些情形来看，叶麟趾先生对于六朝至唐宋时期的陶瓷史不够熟悉，受制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我们后人不能苛责。不过，从叶麟趾先生的书中关于岳州窑的记述来分析，叶先生也许并没有到湖南来进行实地窑址考察，但他跳出前人的旧习，用调查的方法开展研究是领先于其所处时代的！

岳州窑的窑址考古活动发端于新中国时期，自上世纪50年代至近几年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湖南省文物考古部门的历代考古工作者对湘阴县境内多处古窑址进行了数十次调查、发掘，这些工作成果一方面揭开了《茶经》中记载的“岳州窑”位于湖南省湘阴县这一历史面貌，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岳州窑的研究向更精深的领域迈进。下面笔者先就历年的窑址考古调查、发掘情况做一综述：

【一】湘阴县铁角嘴镇古窑址
1953年3月，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派吴铭生、何国维先生赴湘阴县铁角嘴镇进行了窑址考古勘察，发现了窑头山、白骨塔、窑湾里三处窑业遗迹，未进行考古发掘。根据考古工作者的描述：窑头山窑址和白骨塔窑址地表均有数量丰富的青瓷残器残片堆积，而窑湾里窑址则地表遗存较少，但发现地面有火烧痕迹以及裸露在地表的砖墙遗迹，似乎为窑炉。考古工作者凭地表遗存的青瓷残器及窑具初步判断这三处窑址为唐代窑业遗址。该次调查结束后，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发表了题为《岳州窑遗址调查报告》的考古调查报告[3]。

1972年，湖南省博物馆周世荣先生等一行考古工作者赴湘阴县铁角嘴窑址区调查并对窑址的文化堆积层进行了测量，测出窑址残废品堆积层平均厚度约70厘米，周世荣先生据此认为铁角嘴镇的古窑址堆积层不厚、地表遗留的器物种类不多，可能不是岳州窑的主要窑业区域[4]。
1973年，岳阳地区文物普查组赴湘阴县铁角嘴镇调查古窑址，当地农民送交两只窑址区出土的玉璧底青瓷碗[5]，这种制式的青瓷碗属唐代典型器物，为窑址的断代提供了进一步的实证。http://t.cn/A6YcQ6W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