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点评二十四史（52）

毛泽东说:“谢灵运最终矛盾达到顶点造反 ”。

<原文>

“通篇矛盾。"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见矛盾所在。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是造反的檄文”（-﹣摘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页）。

<解析>

在中国文学史上，说到南朝文学，谢灵运（公元385年﹣433年）这个人的名声很大。因为他是中国山水诗的开山之祖，他的创作以山水诗为主，而且这类诗作的美学价值很高，历来都受到人们的称道。其中有一首《登池上楼》诗，名气更大。这首诗里有两句诗"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描写初春生机盎然的景象，确实有声有色，给人以动感，让人去想象，很有味道。所以，这两句诗成了名句，整首诗也成了名篇，一直传诵不衰。其实，这首诗的主旨是发牢骚的，景物描写只是为了衬托一肚子的不满情绪。

《登池上楼》一诗，常常在后代人编辑的诗文选本中出现。清代沈德潜编过一部《古诗源》，其中就收入了谢灵运的这首名作。毛泽东翻阅《古诗源》时，特意就这首诗加了一段较长的批语："通篇矛盾。'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见矛盾所在。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是造反的檄文。"

毛泽东为什么说这首诗具体反映出谢灵运一生矛盾的特点呢？

谢灵运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淝水之战中东晋名将谢玄的孙子。东晋社会实行门阀制度，依靠的是门阀士族。通俗地讲，就是一个家族只要有地位、有背景，那么这个家族中的成员就享有特权，子弟就能够凭借父祖辈的名声，平步青云，飞黄腾达。生在豪门贵族的人，即便毫无才能，甚至是白痴，也会有大官可做。这是个大讲出身、特重家族家庭地位的畸形时代。而在东晋门阀制度下，江南社会最大的家族是原先北方的琅邪（今山东临沂一带）王姓和阳夏（今河南太康一带）谢姓这两大姓，王、谢两家始终占据着东晋政权里的重要位置。

到了东晋中后期，谢姓家族成员显得更有地位，在朝廷中做大官的人物更多。谢灵运出生时，正值谢氏家族最显赫的时期。如果东晋朝廷还继续朝气蓬勃的话，可以想见，谢灵运一辈子将能够凭着家族的地位，顺顺当当地做大官，享清福。可是，等到他开始步入仕途的那一年，即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他21岁之时，偏偏社会形势发生了变化：东晋王室衰弱无力，刘裕的地位扶摇直上。随着形势的变化，江南两大豪门也发生了分化：王姓大族拥护刘裕，谢姓大族反对刘裕。谢灵运作为谢氏家族中的代表人物，当然瞧不起刘裕的崛起。他心里压根儿就不喜欢这种社会变革。

刘裕出身于贫苦家庭，少时微贱，毫无社会地位。他后来依靠军功，逐渐成为东晋后期最具实力的人物，朝廷的事要他说了才算。公元420年，刘裕最终代晋立宋，建立了新王朝。东晋后期以至入宋以后，刘裕将门阀制度打破了，门阀统治也就结束了。原先靠家族地位居尊处优的特权，自然随之也不再起主要作用了。这一变革更加使得像谢灵运这样的贵族子弟产生了极端的抵触情绪，内心里感到别扭，行动上显出对着干的劲道。因此，谢灵运步入仕途以后，一方面不满社会，不满自己的处境；另一方面又自以为了不起，想做大官。

谢灵运的传记在《宋书》卷六十七。本传记载说，入宋以后，他"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后来干脆放荡任性，"多愆礼度"，即蔑视法度，表现出一种狂傲骄纵的公子哥儿派头。公元422年，宋武帝刘裕死后，朝中掌实权的人物是傅亮、徐羡之。谢灵运跳出来攻击这两位权贵，结果被贬放到东南偏僻的永嘉（今浙江温州市）去做太守。他上任后，不理政事，整天游山玩水。混了一年后，他干脆以病为由，辞官北上，回到谢氏家族祖居的始宁（今浙江绍兴市以东的上虞县）大庄园，过起优哉游哉的阔少爷生活来了。

宋文帝元嘉三年（公元426年）初，宋文帝杀了傅亮、徐羡之，想起了谢灵运，三番五次召他回京。谢灵运应命回京以后，仍没有得到重用，不过担任文学侍从的角色，离他的期望值还很远，于是他照样闲游，连上朝应卯也不当一回事。结果，他又回到始宁，四处招摇，为地方官所举奏。

宋文帝将他调至临川（今江西临川市）担任内史，负责郡国事宜。这次调动仍无法改变他的习性，表现跟过去一样，又被人举奏。当朝廷派人收拿他的时候，他"兴兵叛逸，遂有逆志"。宋文帝爱惜他的才气，免他一死，将他流放到广州。谢灵运暗中购置武器，又被发现，最后以谋逆罪被朝廷下旨就地正法，时在元嘉十年（公元433年）。

《登池上楼》一诗，是谢灵运在担任永嘉太守时写的。这是他入仕以后第一次受挫折时所写的作品，其中当然有不满的情绪。从此以后，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多年里，他始终空怀大志，又抱着对现政权不屑置理的傲慢态度，任性而为，狂放不羁，一直发展到不自量力、铤而走险的造反地步，又是他内心深刻矛盾的具体反映。

毛泽东在谢灵运《登池上楼》一诗旁所加批语，正是结合谢灵运后半生的心态和行为来评论的。

《登池上楼》是一首五言诗，共22句。毛泽东特别引用的"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这两句，是其中的第五、六两句。意思是说：自己进取功名，徒有其志，才智不足；退隐躬耕，虽有其心，无法胜任。也就是说，进退都受自身条件的限制。这是从字面上理解的意思，如果再往明白处说，则是这样的表白：想做官而且想做大官，就是做不大；无可奈何归隐田园吧，既不情愿，也不心甘。很显然，他因此不知如何是好，内心苦闷不堪。左也不是，右也不行。所以，毛泽东一针见血地点出，这两句诗正可"见矛盾所在"：前一句是说"想做大官而不能"，后一句是讲"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林下封君"，指谢灵运袭封其祖谢玄的康乐公之爵，却离开京城权力中心，闲居田园即"林下"之地）。这首诗"通篇矛盾"，而且他"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

毛泽东接着引用了谢灵运在广州兴兵作乱时写的一首诗："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这首诗在他的传记里有载录，而在《古诗源》里并未收入，可见毛泽东是读过谢灵运的史传的，对他的一生是很熟悉的。这四句诗是说：战国后期，韩国的世家子弟张良（字子房），因为秦国灭了韩国，就奋起去刺杀秦始皇；齐国的隐士鲁仲连（也简称鲁连）在游历赵国期间，正值秦国派兵围攻赵国的危急时期，魏国的使者前来游说赵国国君，建议最好投降秦军，而鲁仲连坚决反对这样做，被后人誉为"义不帝秦"的高洁之士。我谢灵运作为江海之人，有感于前世君子的忠义行为，所以才有率众反叛的逆志。由此诗可见，谢灵运晚年奋起造反，完全是自觉的举措。毛泽东说，这首诗正是谢灵运"造反的檄文"，他"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

毛泽东由《登池上楼》一诗联系到谢灵运一生，点出此人写诗也好，为人也好，总是表现出他内心无法排遣的苦闷，显示出"矛盾着"的特点。毛泽东这样评点谢灵运其诗其人，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对这个人的反感与厌恶之情。谢灵运当年自恃名门望族，鄙视出身微贱的刘裕建立的新政权，时时处处要显出高贵的气派，心理逆反，行为乖张，总是别别扭扭，梦想着恢复失去的天堂。自认为高人一等的士大夫，读了几本书，觉得了不起，做事做不来，架子又不小，捣起乱来又不自量力。这种人古往今来层出不穷，由内心"矛盾"终会发展到铤而走险"造反"的极点。谢灵运就是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