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聊世界# 之“ 对母亲说过的这些话，你还记得吗？”

小时候，差不多每个孩子，都会对母亲许下自己的诸多“诺言”。

“妈，等我长大了，我就不让妈干活，不让妈再受这份累了！”

“妈，等我长大了，把妈接到我家，让妈过上清闲舒服的日子！”

“妈，等我长大了，我给妈盖个漂亮的大房子，再也不让妈挨冻了！”

“妈，等我长大了，一定娶个懂事的好媳妇，我们一起好好孝敬妈！”

“妈，等我长大了，……”

这样的“承诺”，还有很多很多。而且差不多所有的母亲听了之后，也都会是一个反应。面对孩子的“肺腑之言”，她们都会“信以为真”，都会说出同样的话：“嗯，好孩子，就冲你这句话，妈也得好好活着，活到你有出息的那一天！”。

我同样也对母亲做了不少这样的承诺。妈妈的回答至今言犹在耳：“好，妈就盼着我儿子的这一天！”

但我却没能兑现我对母亲的承诺。母亲在我大学还没毕业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

母亲养育了我们五个子女。作为家中长子，我对母亲操持家务、照顾儿女的艰辛，了解得最多，体会得最为深刻。

因为孩子多，又都上学，加之母亲不足三十岁时，即染上了东北的一种地方病，家里可谓贫病交加，日子过得异常艰难。

但父母都十分要强，不管多难，从不低头认命，绝无“等靠要”一说。他们凭着自己的辛勤劳作，努力维持着一大家子的吃喝用度，虽倍感拮据，却不失体面。

那时候父亲担任生产队队长，他得操心全队几百口人的生计，家里的很多事情，就自然都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了。

母亲有个信念，不管多穷，不能让大人孩子在外面“露着”。否则，就是这家的女主人没当好，不“称职”。

“露着”，就是衣服有破洞，露肉。在母亲看来，衣服买不起新的，可以穿旧的，有补丁也没关系，但若有破洞不补，则说不过去。

在我的记忆中，全家人一年到头，很难有机会穿上件新衣服。小孩子们的衣服，基本上都是大人穿过了，“毁改”之后的旧衣服。穿这些旧衣服也要“排队”，大孩子穿不了了，再给小的穿，直到最后无法再改，穿碎了为止。

更难的是，一家七口人的衣服，春夏秋冬，单夹薄厚，都是母亲在张罗筹措。

最累的是做鞋。七口人的鞋子，不管单的棉的，都是母亲一人在做。做鞋最累的是“纳鞋底”，耗时费力，是真正的功夫活儿。

初春之夜，仲夏之夜，深秋之夜，寒冬之夜，我常常是一觉酣睡醒来，发现母亲还在昏暗的油灯下，一针一针地纳鞋底。因为这个活儿做的时间太长，用来穿孔的锥子都被妈妈磨秃了，她也因此落下了手脖子疼的毛病。

但这些活儿，我们小孩子却帮不了母亲，我也只能口头安慰母亲，给她一些让她听起来很高兴的“承诺”。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一件事，虽然那时候母亲看起来，对我的“承诺”感到非常高兴，但我其实有一点，一直让她放心不下，那就是我的“语迟”。

我小时候性格极其内向，怕见人，在外人面前不敢说话，以至于老师来家访，我都要躲到菜园子里藏起来。

母亲不止一次地对邻居们说，这孩子这么不爱说话，可咋整！将来还是个大老爷们，就这样，不得连个媳妇都找不着嘛！

我上高中，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正是中国高考最难的年代。那时高考要“两轮考试”，省内预考就要刷掉一大批人，能顺利通过全国统考进入高校的，真可谓凤毛麟角。

我少时玩劣，即便到了高中阶段，仍是玩心不减。每年放假在家，我都不怎么学习，总爱带着村里一大帮孩子，“啸居山林”，跑到村东大山里头去撒野。

母亲看我那个状态，就不由自主地对我能否考上大学，缺乏信心。但她不怎么抱怨我，只是在心里替我暗暗着急。

有一次，妈妈实在是生我的气了，骂了我一句：“你这辈子要是能有出息，龙叫三声，虎下两蛋！”

高考时，我已随爷爷奶奶迀居离家千里之外的呼兰县，在呼兰一中参加的全国统考。爸爸妈妈对我什么时候考试，考得怎么样，一概不知，因为我根本就没告诉他们，觉得这事儿，他们帮不上什么忙，没必要跟着着急。

考完试的我，回到家里，更少不了疯玩了。一天，玩累了的我正躺在炕上睡觉，村里的邮递员，把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了家里。

我揉着眼睛，赶紧把通知书拿给爸妈看，还得意地加了一句话，“妈，你不是说，要是我出息了，龙叫三声、虎下两蛋吗？你看，我考上大学了！”

爸妈别提有多高兴了。妈一边笑，一边在我头上拍了一下，说：“臭小子，妈知道我儿子会有出息，那不就是妈的激将法嘛！”

我这辈子欠父母的太多了。

父亲还好，活到了八十多岁。但他一直不愿拖累我，坚持自己过，只到最后病重，才到大妹妹家生活，那时我还在巴西。2021年6月底我调回国内，8月底我结束防疫隔离，就在上班之前，带着妻儿急匆匆地回哈尔滨看了看他，当年年底爸爸就去世了。

想起来，父亲好像就是为了看我们一家三口最后一眼，才肯离去。

可妈妈在我上大二的时候，就去世了，那一年，她才40岁。

对于母亲，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她去世前，已经知道我上了大学，知道这个“不说话”的儿子，这辈子不至于衣食无着了。

但我所有答应母亲的事情，都再也没有机会兑现了，一想起这些，我心里就非常痛苦。

这些年，工作之余一有时间，我就会回东北农村，到母亲坟前，陪妈妈说几句话。

每次我都告诉母亲，再不用发愁我说话的事儿了。儿子不但早已解决了敢说话的问题，说话还成了儿子必备的职业技能之一。

儿子不但把能中国话说得很好，还会说些外国话，甚至还能用外国话，骂那些对中国不敬的西方杂碎，骂得他们在儿子面前不敢抬头！

妈妈，原谅我！儿子现在就只能用这些，来兑现我对您的承诺了。

但我坚信，母亲有知，一定不会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