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会不能停》是超出我对一部爆米花喜剧电影的期待的，电影里提到的“老板三要义”很耐人寻味。

第一，能不说明白的话，绝不说明白，让底下人去猜。

第二，感情投资，说花言巧语，让底下人以为跟你关系很好，心甘情愿干活。

第三，鼓励下属互相倾轧，狼性竞争，将员工对老板的不满转移到同事身上。

但这个电影让我遗憾的地方是，它是一个资本主义企业里的“清君侧”故事，最上面的董事长是个被蒙蔽的大明君，问题出在他的周围有小人当道，猪油蒙心。电影事实上已经把如上所述的老板之道解构出来了，还差最后一步就可以解构到头，但它没有，我倾向于相信是创作者故意要在这里收手，止于爆米花喜剧，因为很多观众可能会接受不了彻底的解构。

其实很简单的，基于“老板三要义”去往上类推就是了，既然底下层层叠叠的老板都是这么做的，董事长又不是第一天当老板，怎么可能是白莲花？我甚至能想象出背后没有写出来的故事：

公司有了现金流问题，董事长心里没有具体成熟的解决方案，于是让底下人去猜，去斗，不择手段，解决问题是第一要务，于是就有了副总去暗箱操作裁掉工厂三百人的点子。如果那个副总的把戏没有曝光，那公司的危局也就过去了，董事长也欢喜。如今副总的把戏曝光了，那么副总就替董事长担了罪名。但公司没钱了是客观，总要有人解决，不是副总一号，就是副总二号。

那电影对这个现实问题给出的交代是什么呢？创作者是如角色潘妮所说，以一种“最低门槛的理想主义”在讲故事，从文本上，电影给出的答案居然是“办年会不要铺张浪费，省下来的六千万，就够多少员工吃多少顿饭了”，最后还回归到了一种对九八年的温情脉脉的乡愁上，讲述的语调大约是“那时候我们人情多么淳朴，我们多么团结，我们的工厂是一个如乡土社会般温暖的家庭”，潜台词是一切都是从资本主义侵蚀开始变坏的。这套理论在社会上也是流行的，和“总经理是个白莲花”是互为勾连的理论。

但九八年的大集体难道就真的那么田园牧歌吗？清朝灭亡的原因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太铺张浪费吗？我也没有答案，或许电影在这个问题的态度也不构成缺陷，因为每个人心里各有答案，我想，归根结底让我觉得隐隐开心不起来的，其实是这一切叙述里的主语是“我们”，“我们要回到那时候去”，“我们要团结起来”，“我们要诚实友爱地生活在这个集体里”，仍然是一种家父长的正派口吻。

胡建林也确实是那么做的，电影结尾他皆大欢喜地回到了一个已经铲奸除恶的集体里幸福地生活，但不起眼的最末尾，那个老因为谐音被叫成“叛逆”的外包员工潘妮，在回复转正邮件时说，“辞职信：世界那么大，我想要叛逆一下。”

到这里，终于出现了“我”这个主语，我满意地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