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上午发的这篇文章让我挺惊讶的。记者采访咬文嚼字的主编黄安靖，黄老师将短视频平台上的诸多谐音判断为“误用”，归因于用户的“态度粗疏”。

稍微熟悉短视频平台的人都应该知道，许多平台是不能出现“钱”相关字眼的，因此“给钱”才会在字幕中变成“给前”。而“最”“第一”这样涉及夸张宣传的也会被限流/处罚，因此才会出现“蕞”的替代。这并非态度粗疏导致，而是归因于商业/政治多重维度的审核对表达空间的挤压。

而“读书”变“毒素”，“物业”变“午业”，则大概率是因用户使用了语音转文字输入字幕或者AI语音转字幕。许多短视频用户是不会打字的，如想提高最终呈现的语言的准确性，是应该给ta们提供更好的工具，而非归因于个体。

文中还有一句话，“语言是社会的匹配。有什么样的语言，一定会有什么样的社会。”——私以为它更应该反过来说，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语言。语言和社会一定不是单向度的因果关系。

苛责个体表达如何污染社会，却不追问为何个体只能使用或被引导使用这样的语言，不免有些脱离现实，传递出一种精英的傲慢。

（我不知道这种归因方式，是出于一种无意识的思维惯性，还是出于顾虑不愿深说，但实际都会对大众有所伤害，且给人感觉只在哀叹愚昧，感慨礼崩乐坏，呼唤文化规范的回归，强调阶层间的云泥之别，却对造成区别的原因闭口不提，因此让我感觉到傲慢。）

如果真像他所说的，这是一个纯粹用细心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那太好了，不敢想象这样的世界该有多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