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上有人问，《第二十条》里的郝秀萍是否只能以死抗争，有没有更好的法子？

当然是有的，比如信访。

但悲催之处就在于郝秀萍是聋哑人，王永强影片里没具体交待，但明显文化程度不高，换而言之，这对夫妻走不了最优解。

上访第一个难关就是写材料，即便是网络信访时代，也需要在几百字内精准描述自己所遭遇的不公以及诉求。

影片开头司机张贵生的上访材料都是读大学的女儿写的，如果只有张贵生自己，恐怕也只能默默承受这不公平的审判，讽刺的是，这场冤案的最终扭转，以及韩明态度的改变，恰恰是因为张贵生死了。

底层人，哪怕是某些社会精英，有时候对抗社会不公唯一的手段可能就是死。

而比起信访，郝秀萍『或许』还有更好的解决方式，比如在遭遇欺凌后第一时间报警。

当然，我也只能说是『或许』，就算撇开人情社会不谈，农村法治有一个很大的困难点在于地广人稀，我曾在苏州东山住过三年，那边最远的一个村到镇上派出所有15公里，这样一个距离，足以让案发现场充满变数。

比如影片里，村霸行凶的刀就被拿走——喜欢看刑侦故事的小伙伴一定清楚这把刀是非常有力的直接证据，决定了案件的性质，而村霸强奸郝秀萍，长期霸凌一家三口，都是间接证据，这些间接证据也因为各种原因导致证据缺失，非常依赖目击者口供。

基于农村的人情社会，以及集体经济利益捆绑（比如村办厂分红），这些目击者能不能站出来指认，懂得都懂。

而即便郝秀萍死了，这件事恐怕也不全是从法律框架中解决，而是行政施压，比如村长、村委书记问责，还有就是影片里上级领导亲自下来督办。

作为一个被社会毒打的40岁初级中年人 ，《第二十条》在我个人心目中，是春节档最佳影片，但同时我也遗憾，遗憾这部电影因为要赶春节档，不得不去添加一些笑料，让影片里底层人民对社会不公的反抗缺少了一些悲壮和震撼。

当然共鸣还是有的，所以电影票房逆跌，后劲也比较足。

我个人最大的感慨是电影里的一句台词，大致意思是『做正确的事需要付出代价』，可能更多人会更容易被『法不能向不法低头』所感染，这很豪情很热血，但对于那些身上好几根软肋的中年人，恐怕『做正确的事需要付出代价』才是更加触动心弦的苦涩现实。

这里再扯两句题外话，香港犯罪片的没落，恰恰在于太多的镜头给到了犯罪份子之间的江湖义气兄弟情，而忽略了受害者的处境，从前看港片的多是年轻人，尚不知世道险恶，意识不到自己作为普通人只能是兄弟play的一环，当这些年轻人历经毒打成了中年人，自然不会再对这些香港犯罪片感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