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播报# 在市民个体层面，“禁摩限电”政策的实施效果尚缺乏定量评估。本研究将交通模式特征和土地利用特征整合到离散选择模型中，模拟计算了“禁摩限电”对市民通勤福利(模式转变和成本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实施“禁摩限电”后：(1)超过35%的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使用者转向小汽车出行。小汽车分担率由不足30%上升到50%以上；(2)弱势群体的福利损失高于其他群体。单程通勤的时间平均增加6.9 min以上，经济成本平均增加0.5元以上。(3)郊区镇居民的单程通勤时间和经济成本分别比其他区域市民多增加20%和0.2元。城市中心周边市民的换乘次数和候车时间增加明显。在我国实施公交优先发展战略，倡导绿色出行的背景下，本研究对于优化相关政策实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交通需求管理的通勤福利效应——以“禁摩限电”为例》，彭莹等，《城市规划》2024-1期

交通需求管理的通勤福利效应
——以“禁摩限电”为例
彭 莹 郝柘淞 杨家文 苏品任

“禁摩限电”是一类典型的交通需求管理措施，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在于测度其潜在的政策效应。现有研究大多通过机器学习、随机实验等方法，分析“禁摩限电”在社会层面的效应；然而，“禁摩限电”在居民层面所产生的影响并未得到足够的论证。前者反映了交通政策的社会效益，后者关注的是市民个体因公共政策执行而承受的福利改变。尽管已有研究说明了城市政府实施的多种交通需求管理措施会对市民福利产生直接影响，但是，基于市民福利视角的“禁摩限电”政策评估尚缺乏更为细致的经验证据。当前，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在我国各城市交通体系中的定位尚不清晰，定量评估“禁摩限电”对市民通勤福利和空间异质性的影响，有助于思考相关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明确交通需求管理的发展方向。
市民福利的测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福利主要来源于福利经济学，相应的测度指标包括经济效用、收入、能力、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剩余等概念。广义福利指与个体生活密切相关的指标，如可达性、生活幸福感、居民满意度和环境质量等。与出行相关的市民福利还可以通过出行行为特征来刻画，即交通模式转变和出行成本变化都体现了市民福利水平的变化。

（《交通需求管理的通勤福利效应——以“禁摩限电”为例》，彭莹等，《城市规划》2024-1期，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