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叶，清议升级为全国性，郡国地方领袖及其子弟为太学生者因为与宦官外戚做斗争，产生了士大夫阶层的新自觉，这种同类感与清流精神，乃两晋南北朝隋唐士族内在精神之滥觞。党锢之祸时期，清流士大夫相互之间封为“天下某某某”“海内某某某”，可见其已有从地方领袖走向全国领袖的心理倾向，但他们大部分都是在野身份，不是中央官僚体系之一员；再者，他们并未与乡里隔绝，所以实质上仍未走进中央。魏晋之际，这类人物渐渐从在野而当朝，复依附九品官人法而族势大盛。一则因为失去像东汉末叶宦官那样的斗争对象，二则因为士族们已经当政，所以魏晋以还，已很少在人名之前冠以“天下”“海内”字样，同时士族则以郡望相互夸耀。但是，大批的士族子弟在中央政府官僚体系中任官，地方领袖实际上已成为中央官吏。然而这些士族子弟尚未中央官僚化，原因有二。其一，他们与原籍仍未疏远。有的在京师设居住所，在本郡亦有居住所，有学者将之称为“城市与乡村的双家形态”；有的即令没有双家，但与本郡同族堂亲不远。其二，中正评品的标准是汉代乡举里选的制度化，代表性的意味极为浓厚。士族具有地方代表性的性质，在逐渐发展而成的社会中或许不太明显，而当拓跋氏粗有北方，吸收中国各地大豪族参与统治阶层时，士族这一性质则甚显著。（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2024），pp.26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