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军队生产自给运动是37岁的王震将军指挥的八路军120师359旅于1940年开始的。王将军原来是火车机车司炉，以在激烈战斗中身先士卒著名。他身经百战的部队在敌后同日本人打了三年仗后刚刚调回驻防。他们带回大量从敌人那里缴获的火炮、机枪、迫击炮和步枪，几乎每位经过战火锤炼的战士都有一件亲自从日本人那里夺来的战利品，如一支手枪或一把日本军刀。这个旅在1940至1941年的危机期间调回，其任务是保卫边区不让日本人渡过黄河以及防备国民党封锁部队从南面进攻。如果它不受到攻击，它除了保持和改善训练外，就没有军事任务。
当时正是封锁最严的时候，毛发出了新的警报。他宣告，假使边区和各解放区人民要生存下去，不仅必须在军事上战胜敌人，还必须打赢突破双重封锁的经济仗。当时迎战经济仗唯可用的资源是， 土地及其生产潜力，武装起来的人民，还有政府和党的领导水平。

毛号召实现粮食、衣服和基本必需品的自给。他提出两个口号一“组织起来”和“自己动手”。他召见王震说，359旅要发挥带头作用。
359旅必须证明，土地还有尚未被认识的可能性，正确的综合努力能使它为抗战和人民生产出更多的东西。这个旅破派到广阔的南泥湾。南泥湾已衰败为荆棘丛生的豹、熊、狼和山鸡出没的荒野。359旅的任务是把这个谷地恢复到原来的状况，使之成为边区的粮仓。

“在开垦之前，”王震对我说，“我们首先要砍倒小树林，挖掉树桩，建立我们自己的营地。毛同志说过:「要打仗，必须有枪炮，要生产，必须有好工具。」我们到南泥湾时，除了刺刀外，没有工具。做锄把和犁架的木头倒很多，但没有做锄头和犁头用的铁。我们的一个连长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把一些破庙里的钟卸下来。我们请铁匠来锻造工具，但他们害怕到荒山沟里来。最后我们找到一位老头，多付他点钱，并且派士兵帮他打下手。”
“我会打仗，但不懂农业，特别是不了解当地的黄土土壤。我的部下都来自全国条件完全不同的各个地区。我向毛报告了我的困难， 他写了一封短短的复信——‘记住你是为人民工作。动员他们的积极性。学习他们的经验。发展互利。’
我把士兵和附近的村民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当兵的不一定懂得种地。这是需要大家一起干的活。不论他们担任什么职务，必须由掌握技术的人来领导，其余人必须听指挥。’那些会制作工具的士兵便干起来了，我们当指挥员的往往成了他们的学徒工。但农民们仍然不大相信，反应迟缓。”
“我们起初没有什么牲畜，我们的人就像贫苦农民在牲畜死了以后那样，自己拉犁。几乎人人都理解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有几个从华北国民党军队那边过来的士兵发火了。‘ 我们是来打日本鬼子的，不是来当 牛马的，’他们嚷嚷说，‘ 把我们送回前线去。’有少数几个开了小差，但是对抓回来的，我们不予处分。他们都是能打仗的好人，我们用榜样让他们自己感到不好意思，让他们看到身为团长的同志，即使手掌磨出泡流血，也在不停地干活。我自已每天都同这些人一起劳动，我的工作人员都是这样。看我手上的硬茧。”说罢，王震摊开了手。

“农民们悄悄到附近观察我们。士兵们干牲畜的活这种景象比我们的动员报告更起作用。有一天，有几个农民同我交谈起来：‘你们真是一支好军队。有谁见过当兵的劳动？但是，你们白费了许多力气。看，你们这样做不对，那样做也不对。’不久，我们就一起笑起了我们的错误做法，农民为了避免使我们不好受，便说：‘也许在其他省份你的办法是对的。’”
“隔阂打破了。在家里不需要干活的老人们开始到我们这里来，整天同我们待在一起，教士兵们在当地的土壤上怎样下锄，怎样挥锄合适。过路的青年人常常停下来帮助干活。我指定了一些人， 既有年轻的，又有年老的，当我们老师，付优厚的工资，授予他们全权。全体老乡都来关心我们，自愿提供了许多帮助。这使我们的士兵感到非常高兴。”

“到第一年年底，我们已经使全体人员住上了永久性的窑洞或用木头造的房子。每个人都开垦、种植和收割了一英亩的地。我们只从政府征来的粮食和种子中支取了一部分，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全部支取。政府给了我们一点牲畜，现在我们已接近自给了。”
“我们这样坚持了将近四年，现在我能把成绩告诉你了，”王震自豪地说， “去年， 1943年， 我们收了450万磅小米，45万磅猪肉，100万磅土豆和南瓜。我们在华北缴获了一份日军的伙食单，我们的医生审核了这份伙食单后认为很好，我们便根据这份伙食单增加部队的食物。359旅的病号减少了。我们让359旅吃饱后还余下90万磅粮食。我们把政府预支给我们的粮食还清，拨出一部分剩余粮食供部队作文娱活动和教育用。剩下的粮食再投资到一个合作社。每个人都把他投入的劳动日作为资本记上账。为了管理农活和合作社，每个连队部都成立了经济委员会，整个旅还有一个经济委员会。委员会由官兵选举产生。他们的账目公开，每个士兵都可以检查。”

“我们富裕起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王震说， “就是要向每一个曾经借给我们铁制农具的农民偿还一件新农具，是在兵工厂里用日本铁路路轨的钢打造出来的。我们把这些农具送给农民时，他们拒绝接受，他们说，这些农具不是我们的。我们回答说，他们的帮助使我们富起来，并坚持要还他们农具。你要是能看到就好了。士兵和农民们亲热而高兴地互相捶打。有些老农像孩子那样哭了。”
“根据这一年的生产计划，每个士兵要耕作5英亩，收1830磅粮食。他自己吃450磅，上交600磅给旅里和政府作为全面改善生活之用，90磅作为制服基金买棉花和羊毛，剩下的690磅完全归他自己支配，可以卖掉换钱寄给家属，也可以自己保管，也可以投资到合作社。在牲畜饲养方面，我们的目标是全旅每10个人有1头奶牛或小公牛，每两个人1头猪，每个兵1头绵羊或山羊。我们没有养鸡、养鸭和养兔子的计划，但是你能看见，已经有不少了。”

我们同王震谈完话后，便步行到谷地去参观，同士兵和农民交谈。这一切都是事实。359旅不仅大规模耕作，还有自己的各种工匠、纺纱和织布厂、裁缝铺、榨油厂和食品加工厂。所有这些工厂里都是土兵自己在劳动，而且都是从他们最初的劳动中筹集来的资本。正如合作社为每个人积攒资金供他们复员时支取一样，这些工厂也使每个人学会一门技艺。他们做到发给每个人一条羊毛毯，以及一套在国民党军队里只有军官才能穿的粗呢子军装。

有一个问题使我们担心，这些做工的士兵怎么保持他们的军事技术呢？我们很快就得到了答案。这些人出发到地里去耕作时都带着全副装备以代替行军训练。他们每天在麦田里练习一两个小时的掷弹和打靶。在五个月的冬季中，他们定期举行演习，并在课堂里讲解敌人的战术和对付的办法。
俘虏来的日本工兵在南泥湾筑起最新的“反游击战”工事体系，359旅经常“围困”或“攻克”这套工事。
有一个连向我们做了示范。以下是他们的记录:
步枪射击：100米外的1平方米的靶标，372发，打中369发。
掷手榴弹：全连平均距离50米。
攻击课：首先从壕坑打3枪，一分钟平均前进150米。在前进途中，扔出3颗手榴弹，跳越障碍和沟堑，用刺刀刺7个靶标。
我同美国陆军的包瑞德上校核对了这个成绩，他说，“ 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很了不起的。”

国民党军队把青壮农民从农田里抽走，恶劣的待遇和吃不饱使他们仅仅几个月就骨瘦如柴。在本来是要使共产党领导地区陷于赤贫的封锁线后面作战的359旅，却不向人民要任何东西。他们的热情不仅表现在劳动和训练中，还表现在教育方面。他们每天上一小时文化课，他们都能读书写字。
这支军队还使它的人员有了一笔可用于战后的资本。359旅的三个团靠自己的劳动，加上拨给他们用于文化活动的粮食变卖的收益，每个团部建造了一个戏院和一个足以容纳全团人的礼堂。每个团都有一个文工团。每个团都有体育场和体育队。
这支军队像国民党军队一样也有“经济活动”，但它不是为了军官的牟利而做生意，它是为士兵和人民从事生产。

1942年以后，各解放区的驻军都实行了“南泥湾制度”。实行这个 制度的结果是，单是延安（陕甘宁边区）在1944年，军队和机关工作人员靠自己的劳动就生产了3000万磅粮食，也就是说占边区粮食总产量的8%。这个百分比超过他们的人数同边区总人口的比例。
由于他们的成绩，延安政府逐步减少人民需上缴的公粮。1944年收的公粮比1940年减少了1800万磅。换句话说，边区30万户人家每年的缴税负担减掉了60磅粮食，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一个月的口粮。这还没算当初八路军地区的税额降到比中国其他任何地方低的那次减税（二五减租）。

——【中】以色列·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