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所制，作为明初设立的军事制度，伴随了整个明王朝的国祚，这项制度在明初就已经开始出现衰败的征兆，但却顽强的运作了数百年，关于卫所制的缺陷，各种资料汗牛充栋，但卫所制的优点，却似乎是被刻意忽略了。

补充一个鲜为人知的冷知识，卫所制首创于明朝，却不是明朝的专属，清朝也曾在部分边疆地区多次设立卫所，以后有空可以专门写写，而这项制度之所以到了清代还能运行，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好处：即卫所军户可以作为武装垦荒团实现对无人区/新征服区的最快实际占领。

在皇权不下乡的时代，朝廷统治力是很难深入基层的，这就造成对新征服地区的控制力往往很差，对待新兼并的土地，通常以军事手段占据核心城池，然后拉拢当地士绅阶层，通过他们控制基层乡里，确保税能收上来，征发徭役时可以征到人，从而实现对当地的统治。

除了拉拢士绅之外，最关键的就是驻军的武力威慑，而在一个地区常年保持一支军事力量是很费钱的，钱粮军械需要从后方转运，这也是古代想要长期保持一个辽阔疆域很困难的原因。

而军屯可以有效缓解这个问题，至少在粮秣一项可以缓解压力。

一个卫，并非只是五千六百个兵士镇守某个城池，而是五千六百户武装移民。每个军士都有自己的家庭，当兵的从事镇戍征伐，妻儿老小还有卫所中的余丁在家搞生产，这就是一个以全民皆兵的移民城市，与西方殖民者在新大陆垦荒时设立的堡寨作用类似。而且这些家庭的孩子仍然是军户，只需一个孩子承袭父亲的军士身份，他的兄弟未来的职业不受限制，读书经商种地都无所谓，只是军余（即余丁）的身份仍然保留，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朝那么多高官都是卫所籍，比如张居正。

而且，不管是普通卫的屯八戍二还是屯卫的全民屯田，专职屯田生产的永远占大头，这是常态。九边沿线的卫所军事任务比较重，自己生产的往往不够，还得需要中央的转运，而深处湘西、川南、云南、贵州、广西的这种卫所，虽然需要面对着永不停歇的苗变侗变，可真正能掀起大风浪的土司叛变屈指可数。而卫所却能在这种中原王朝传统实控范围之外的土地打入钉子，进而逐步扩大中央对这里的影响力，卫所制度对于少数民族区域的渗透作用，在川湖云贵地区体现的淋漓尽致。

比如今天的贵州黔东南，早在秦汉时代就属于中原王朝的势力范围，但却长期游离于中央权力影响范围之外，而中央王朝统治力第一次深入此地，是在明初。

洪武十八年，当地苗疆土司掀起暴动，遭到明廷的迅速镇压，平定叛乱后的明朝政府从南直隶调来军士，设五开卫于五开洞，“以镇抚苗蛮”。#兵者凶器#

洪武十九年（1386年），征虏将军周骥创建土城，是五开卫镇城的开始。这个地区除了五开卫之外，剩下的只有隶属于贵州都司贵州卫的蛮夷长官司，这些长官司遍布此地，五开卫实际上是处在苗民包围之中。#明朝[超话]#

五开卫一开始和普通卫所一样，有前后左右中5个千户所，后来不断增设，最后发展成72屯、308堡、8驿的庞大卫所镇戍网络。

据《黎平府志》载：“凡近司寨地方设屯弹夺”，卫、所、屯、堡形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防戍之网。明朝在镇压吴勉于1378年和1385年领导的两次农民起义后，为弹压侗乡，采取了“屯田戍边”和“拨军下屯、拨民下寨”的政策，命数万大军就地屯田驻防，“三分操备七分耕种”。

有了这些驻军的加入，五开卫的人数比一般卫所多得多，洪武年间，有旗军33460名，屯军4570名；

至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年），五开卫共辖十五所，城内六所（中所、左所、右所、前所、后所、中左所）、城外九所。

在一个从未有中央势力入驻的区域，注入三万多军士，还都是携家带口的，相当于对当地武装移民了10万人以上，统治的人口基础立刻就有了，所以等永乐时期贵州单独建省之后，这里就开设了黎平府。洪武之后卫所制度开始崩坏，五开卫也逐步衰落，卫所旗军不断逃亡，明永乐年间，有旗军3147名，屯军763名；嘉靖年间，有旗军2116名，屯军345名；万历年间，有旗军2116名，屯军300名。

万历后，黎平开始废屯军。清顺治十五年（1685年），清廷废除卫所制度，变“军户”为“民户”，“屯军”由军户转为普通百姓，属贵州黎平府，军政合一，这里就成了汉人的自古以来。

可以说，卫所就是蚕食新附地区最好的手段。

明朝并非只有建国的时候才设置卫所。卫所在明朝的设置是贯穿始终的，成、弘时期在西北的宁夏、固原附近设置了大量卫所。万历平定播州之后，在改置遵义军民府的同时，开设威远卫于府城。

明朝最后一次大规模设置卫所，是崇祯平定奢安之乱后，在水西开设镇西、敷勇二卫，定南、柔远、威武、赫声、於襄、息烽、修文、濯灵八个守御千户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