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对女性主义感到不安的根源是在父权制下对失权的恐惧，他们对权利的强烈渴求使得这种恐惧感更加敏感而剧烈。

看完《末路狂花》后我标记了一些文字：“在长期的压抑与控制下的两位女性，无法忍受被抽打被强暴的怒火而反抗，这种反抗必定且必须是血淋淋的、是暴力且疯狂的（被一些人称为“偏激”），因为男性的权利已经扩张到违法边缘，他们把道德底线紧紧地卡在法律线的轮廓上，肆无忌惮地在法律范围内侵犯女性的利益，对着她们吐舌头喊“suck my cock”不做任何道歉也不用负任何责任。而女性如果不刺穿这层界线、不举起枪械，单凭温和的劝说和辩论去保护自身权益，去和那群既得利益者争夺话语权，要想获取人格的自由与平等的尊重，完全就是天方夜谭。”

于是我们看到最开始那群向父权制发起攻击的女性主义者会被抨击为“女拳”“激女”，尽管她们只是在网上发表文字、表达失权境况下合乎情理的愤怒。

但那些父权制坚定的维护者们思考的是，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权利关系一旦被动摇，自己就不再占据主导的优势地位，而最让他们难以容忍的是权利的“完全”让渡，这是一种狭隘的身份置换下形成的联想，即简单地认为“父权”的反义词是“母权”，这些人平日里对女性的困境心知肚明却视而不见，而母权则意味着男性将替代父权制下的女性，承受另一性别的强势压迫，这是让他们无法接受的。

越是依仗父权的男性就越是抗拒如此彻底的权利调转，尽管这种假设只存在于他们充斥着危机感的想象中，于是这种恐惧在既得利益者心中蔓延，被父权制荼毒的价值观指使他们剔除女性主义者的威胁，从而不让自己陷入失权的境地。于是他们就只顾着把目光钉在自己的权利宝箱里，继续把女性主义的“平权”诉求当做挑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