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试题目 | 谈谈什么是“媒介可供性”？

媒介可供性是这些年来学术研究的热门框架，也在近些年多次出现在各个院校的初试考卷上（如复旦大学、兰州大学、东华大学、中山大学等）。

媒介可供性概念的起源

“可供性”的概念源自生态心理学，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于1979年提出，最初定义指的是“在特定的环境中的行动可能性”。这一概念后续被应用于设计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在21世纪引发传播学者的关注，被用于解释某些行为为何会在特定媒介形态中发生。在中国，最早引入“可供性”概念的学者是潘忠党，他发展了一套媒介可供性的框架，即信息生产的可供性、社交可供性和移动可供性（后被学者修正为传播可供性）。

媒介可供性分析框架的意义

媒介可供性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开放的、动态的研究和分析视角，揭示了媒介技术环境对于行动者行为逻辑和模式的基础性作用，行动者的一切行动都必须服膺于媒介环境所提供的“可能性”，但又不认为这些客观技术对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媒介技术仅仅是在最初的阶段决定着传播——从消极意义上而言，它决定了哪种传播实践不可能实现或难以实现；从积极的意义上而言，媒介提供了可供性，而可供性孕育了新的机会，可供性只有通过逐步的社会创新和合作才能得以实现。

媒介可供性分析框架的具体案例

例如匡文波等学者使用媒介可供性框架对社交平台赋权粉丝社群的情感形成机制进行了研究。

从生产可供性方面来看，微博平台的信息可供性通过赋权普通粉丝，让他们拥有可以自由发表、编辑、分享、内化观点的权力，进而将追星这一自我情感表达与同好群体关联，通过情感动员形成一种群体的情感氛围。这在“饭圈女孩出征”和各类与流量明星有关的“控评”“洗广场”事件中都能看出。

从社交可供性方面来看，微博的关注、评论、私信、粉丝群等功能巩固了粉丝对于明星的一种“想象性亲密关系”，粉丝可以直接向明星表达自己对其的感情，也可以直接获得明星的“宠粉福利”。同时，微博也提供了自由的退出机制，粉丝可以在不同群体间自由流动，形成更加多元化的网络圈子。当然，这也增强了粉丝群体内部的不确定性，诸如明星“塌房”后的大粉直播“脱粉回踩”。

从传播可供性方面来看，用户在微博平台上的一切行为都被转化为数据，再被算法匹配推送至相似爱好群体，使得用户保持“永远在线、永久连接”的状态。对于娱乐产业而言，这些数据可以用于衡量明星和粉丝价值，这就可能导致一种“数据拜物教”，异化了粉丝的感性经验和人文精神，加快了信息资本霸权对数字文化的渗透，这也在各类粉丝“打榜”“做数据”“反黑”过程中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