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焦电影史# 生态电影（ecocinema）是电影研究之中批判性、电影理论性，后人类主义的一个分支。诞生于1990年代，生态电影探索了电影和自然世界、非人动物之间历史的、形式的，伦理的方面。生态电影研究是跨学科的，诞生于生态学批评、批判动物研究、生态学研究以及气候变化研究诸多领域之间，而这些一并构成了广义的生态、环境人文学领域。

生态电影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地包含和环境有关的电影：例如《阿凡达》（2009）这样的长片将对于生态的错误对待作为核心关注点；还包括各种题材的纪录片，包括全球变暖（《难以忽视的真相》，2006）、工业对环境的破坏（《天然气之地》，2010）、大规模的食物生产（《我们每日的面包》，2005）。生态电影一词也包括实验电影，比如《一条河的研究》（1996）以及《加利福尼亚三部曲》（1999-2002）——作为先锋派电影人，彼得·赫顿与詹姆斯·班宁关注电影媒介的物质性，特别是和自然有关的物质性。很多非西方的电影人同样也对生态电影有着重要贡献，比如河濑直美（日本）与阿彼察邦（泰国）。另外，作为一种活动，电影本身也有着生态学的印记：自然，激进群体呼吁“绿色好莱坞” ，而很多电影的制作（最著名的例子是罗兰·艾默里奇2004年导演的电影《后天》）也声称进行了碳中和。

在电影中观察、展现非人类动物的行为，也被视为生态电影。同样，这一概念也是多元的，包括《灵犬莱西》（1943）这类长片，《蓝色星球》（2001-2002）、《灰熊人》（2005）、《长寿猩猩》（2010）这类野生动物纪录片，也包括动物权利激进主义影片如《地球公民》（2005）、《机器幽灵》（2013）、《黑鲸》（2013）。一些影片如《驴子巴特萨》（1966）、《狗的国度》（1998）以及《四次》（2011）将非人类的动物、环境置于主角位置，从而混淆人类作为行动者的观念。

学术上的生态电影研究关注不同的类型、潮流和运动，考察跨国生态电影，并采用生态-酷儿、生态-女性主义的方法，对身份的问题进行思考。这些属于新物质主义的一部分，新物质主义寻求重新思考超越人类的行动者的概念，并探索人类、植物、动物、细菌，以及无生命物体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通过一种非等级的视角，作为相互依存、啮合的生态系统。对于学者而言，关键的问题在于电影如何创造、理性化，或是挑战人类世（Anthropocene），人类世是指人类通过碳污染、去森林化，海洋酸化以及物种灭绝的方式在地球的地质历史之中开创的新的世代，人类第一次成为塑造自然的首要力量。

摘自《牛津电影研究辞典》安妮特·库恩/盖伊·韦斯特维尔著，冬寂網路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