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古维新# 【学人自传 | 子张：相遇，便是一种缘（节选）】
我的读研梦想竟然在90年代有了实现的机会。
自从错过了1984年的研究生考试，一晃近十年过去了。1993年下半年，早经留山师任教数年的魏建老师告诉张用蓬和我，山师和南京大学准备合办一个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班，要我们不要错过机会赶紧报名。我当时略有些迟疑，积极性并不高，有一种要证明自己不凭学历也能走出一条路的念头。魏老师听了我的话，颇不以为然，在电话里跟我讲了不少道理。最终我听取了他的意见，在这年年底和张用蓬一起报了名——事实证明，如果没有这次在职读研的经历，我后来的人生际遇可能就是另一番样子了。
在职读研，形式上与全日制读研确有不少差异。首先，至少入学考试的外语一项显然是降低了要求。记得为了这次考试，我和济南的同学专程坐火车去了一趟南京，住在南大斜对面的一个小酒店里，然后正经八百地在考场考了外语。最后分数虽然未公布，但我知道自己的水平，按常规要求未必能过关；其次，既然是“在职”，就只能一边在单位教学，一边业余学习，只有集中面授时才会听到南大老师们的课。而记忆中的集中面授只有1995年8月中旬在威海一次，由威海的同学负责接待并提供授课场所。讲课的老师主要是叶子铭老师、许志英老师和朱德发老师，南大丁帆老师、朱寿桐老师，山师蒋心焕老师、袁忠岳老师、王万森老师也都在场。时日已久，讲课的内容都模糊了，但叶子铭老师讲课结束时的一段话我却一直记得。他用抛物线比喻人生，很恳切地跟大家讲：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个抛物线，有上升也必然有下降，我们能把握的只是在上升时尽量看清楚方向，使自己头脑清醒些，这样才不会在下降时落到一个不干净的地方。
在威海的集中面授留下了几张合影，有全体同学和南大、山师老师们的合影，也有学员与自己导师的合影。因为是两校合办，实行的是双导师制，即每个学员都同时有两个导师，一个南大的、一个山师的，我和威海一位同学的导师分别是南大丁帆老师和山师袁忠岳老师。不过那时候通信不便，再加上自己毕竟是在职，与导师也算同行。为了不给导师添麻烦，尽量自己解决学习和毕业论文写作问题。我不太了解别人的情况如何，至少就我个人而言，三年在职读研真正比较花时间和用心思的还是毕业论文。选题、开题倒也没太费神，这是因为我的研究方向就是现代诗。1988年上助教进修班时，同学张启莲介绍我认识了她曲师的同学周海波，周老师留校教现代文学，他来山师时张启莲陪他到我们宿舍聊天，并邀请我参加曲师魏绍馨老师主编的现代文学史教材，我答应了。为了写好40年代后期“新现代派诗歌”一节，我当时翻了不少资料。所以研究生论文就以40年代后期的现代主义诗歌为论题。
1996年，我征得系里同意，去南京查阅写毕业论文需要的资料，实际也是想近距离感受一下南京和南京大学的日常氛围。在南京数天，我一天也不浪费。玄武湖、中山陵、总统府、雨花台等地标性景点都去了，也在南大里面“金陵大学”“江南师范学堂”的石碑前留了影。查资料则主要去了南京图书馆，调阅了《九叶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等图书、杂志，还在一家小书店买了特价的港版洛夫诗集《爱的辩证》。回泰安以后，我还托师专校友齐福民介绍在山师图书馆工作的王小蓓帮忙，去山师重新查阅40年代的《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杂志，这样慢慢搭起了论文框架，通过开题报告后就着手写起来。
也许有此前编教材的积累，论文写作并不十分吃力。只是随着对史料的挖掘与辨析，我最终抛弃了“九叶诗派”这一说法，对“新现代派诗歌”的概念也不满意，我用的是“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这一称谓，而正标题采用了穆旦评论艾青时用的“新的抒情”一语。后来答辩时南大朱寿桐老师对“抒情”的提法有所质疑，认为这和“现代主义”是有些矛盾的。那么，怎么理解穆旦、杜运燮、郑敏、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袁可嘉、杭约赫们诗作中冷峻批判与深情赞美并存的“矛盾”现象呢？我以为这种矛盾并不是学术表述的矛盾，而是这些诗人在理论上标举、实践上尝试T.S.艾略特、奥登或英国玄学派诗歌时本身创作呈现出的矛盾。这种矛盾表明，诗人们面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做不到决然的、纯粹的“现代主义”，而仍然愿意如穆旦所说“有理性地鼓舞人们去争取那个光明的一种东西”。
现在想来，既然穆旦们的“现代主义”并不纯粹，当初就干脆不用“主义”而直接以“现代诗”称呼不是更准确，也更简洁吗？
三年读研，一朝答辩，终于到了和老师们面对面陈述自己观点的时刻。答辩安排在山师中文系，南大许志英、丁帆、朱寿桐三位老师和山师朱德发、蒋心焕、宋遂良、袁忠岳、王万森、魏建诸老师分在两个答辩组，泰安师专毕业专升本考入山师又成为研究生的张伟忠和另一个同学负责答辩记录。我的答辩很顺利，五位老师各问了一个问题，稍事准备之后，我一一作答。从我留下来的一份论文和当时答问的要点看，关于“九叶诗派”这一提法是否科学、穆旦被当代学术界评为20世纪中国最优秀诗人的依据以及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双重主题问题，我的回答似乎尚可。事后也多次听到山师的老师们说，南大那边对我们二人的论文和答辩都很满意，认为不比南大的应届生差。
答辩那天正好是五一节。
20世纪80年代建校的青岛大学，其师资自然皆非无源之水，大致以学科不同而从山东省内外的高校引入，引入的渠道自然又和已有的校际关联、人际关联相关。拿青岛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学科来说，就因为从山师调去的崔西璐副校长的缘故，而有了同为山师出身而“掌门”负责的冯光廉老师和刘增人老师。90年代初，冯、刘两位老师主持申报了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近百年中国文学体式流变史》，在组建学术力量分头撰写各体文学流变史时，我也有幸被两位老师纳入该项目的学术队伍，第一次参加了如此高规格的学术课题。如今多年过去，但当时在青岛大学参与讨论、随后与鲁原老师合作撰写《诗歌体式卷》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该课题自1992年开始，1999年五本书汇编为两大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其中鲁原老师与我合署的《近百年中国文学体式流变史·诗歌体式卷》连同另一本书《冷雨与热风》一并成为我当时的“代表作”，不但是我破格评审教授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也为我以“引进人才”调入浙江工业大学增加了砝码。
就在研究生班毕业、诗歌体式卷的稿子杀青之后，结识不久的山师中文系友人、诗评家张清华兄给我来信，说他拟主编一套“山东青年批评家”丛书，热情约请我加盟。我答应试试，便将近几年所写包括研究生毕业论文和诗歌体式研究在内的“成果”粗略汇总了一下，发现总字数也有十七八万了，出本书不成问题。于是趁热打铁，把这本个人的“第一本书”编了出来。考虑到书中涉及的现代诗既有所谓“现代主义”又有所谓“现实主义”，便拟了一个略有点诗意的书名《冷雨与热风》，还加了个“现代诗思问录”的副标题。最后一项工作，则是分别致信朱德发老师和袁忠岳老师，恳请他们赐序支持。承蒙两位老师厚爱，都很快手写了热情鼓励的话寄给我，给这本小书穿上了最漂亮的嫁衣，使之像模像样地“出嫁”了。1999年，这本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与《诗歌体式卷》同一年问世。
前面讲到助教进修班时，我曾提及想请山师的学报为我们的结业论文出一本“增刊”，此事虽然因为某种原因未能办成，但我后来还是成为了学报的作者。在职读研期间，我把毕业论文的一部分整理为一篇独立论文《40年代现代诗派的抒情策略》，托一位老师转给学报，不久之后论文就发表在1996年的第2期上。记得当时收到样刊后，我还曾给“九叶诗人”之一的郑敏先生寄去一册，郑先生在回信中首先就对该期学报刊发的一组讨论现代诗歌的论文给予了肯定：“感谢赠《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期，这一期关于诗歌及诗歌理论的几篇文章都很有见解，比初期的这方面的研究深入。”前些年，在我集中编撰吴伯箫年谱时，担任学报主编的李宗刚兄又打来电话，嘱我整理出一部分在学报发表，让我既十分意外，又特别感动。当时，《新文学史料》《现代中文学刊》也的确刊载了一部分年谱，但却都未能如学报那样一次就刊出三四万字的篇幅，无疑，学报给我的支持是慷慨的、巨大的。
在老师们青眼相加的高看中，我甚至有了堂而皇之回到山师母校与研究生学弟学妹们分享木心的机会。2018年春，袁忠岳老师告诉我，魏建老师要安排我去山师给研究生作个关于木心的讲座，我很惶恐。但母校之命，又岂敢不从？于是4月初，当魏老师打来电话相约时，我还是不揣冒昧地乘高铁回了一趟济南，再次走进熟悉而觉亲切的山师校园，再一次与宋遂良、袁忠岳等老师相见。记得在我浪费了不少时间与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同学们以及济南几位“木心之友”谈了我对木心的理解后，宋老师、袁老师和魏建老师都对我未必成熟的看法给予了热情、诚恳的认可，也围绕木心话题讲了不少对我极有启发的话语。那次回济南时间虽短，但我记忆深刻，因为我觉得在北方、在济南、在山师那个我既熟悉又有点陌生的环境里与年轻学子讨论木心，实在是一件非常奢侈而又十分幸运的事。

作者单位：浙江工业大学中文系
本文刊载于《传记文学》2023年第11期
专栏·学人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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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传古楼曾和子张老师商议，想办一个线下读书沙龙。主题是“书和人”，希望从子张老师视角，从近现代文学大家中找出十位，他觉得最值得和书友分享的，并从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本书讲起。由于各种原因，沙龙终究没有成行。阅读还在继续，经与子张老师沟通，还是把这十本书，十个人推荐给书友，并通过“传古书签”传递一份纸张的特有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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