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在代宗时期进行了财政改革，刘晏将盐的统购统销变成了统购分销，并将漕运改成有偿雇佣。唐德宗时期，另一位能人杨炎推出了“两税法”，春秋两季交税，故而称两税法。仅仅从表面上看，压根理解不了两税法的精髓。

唐朝是一个农业国，其立国的税收是租（田租）+庸（徭役）+调（纺织品），当时，唐朝实行均田制，人人可以分到田地，所以税基锁定在人身上。随着时间推移，像之前及之后所有的王朝一样，出现了以下现象：1. 人口数量增加，人口从贞观年间300万户增加到了900万户，不管是生育增长还是有人说的避祸人口露面，总之，人口大大增加了；2. 税负不均引起的土地兼并。唐朝有爵位以及5品以上官员各有免税额度，有的人群实际上属于untouchable，于是，出现了普通人不堪忍受税收，另一个群体则拥有税盾。于是乎，瞒报土地、隐匿人口不可避免；3. 在和平年代，有一个累积效应，就是贫富差距自然扩大，人口增长会导致人力资本的回报低于土地资本的回报。如果还以人丁作为税基，假定此时还是均田就属于自欺欺人。

我们看唐朝的情况，其实很典型，每个王朝开局都是人口少，土地多，因为战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于是均田。随着人口的恢复以及税盾、回报差的累积，总是形成多数人没有土地成为雇农，而另外一小部分人积累天量的土地。前者没有负担税收的能力，但政治地位不高，是软柿子，但逼急了就会造反；后者有负担税收的能力，但政治地位高，无论是唐代的贵族、官员还是宋明清的士绅，都是征税官员惹不起的。

这种历史周期的发展甚至不是中国独有的，罗马共和国一开始也是均田制，并且组成自耕农为主的公民军队。随着罗马的征服，罗马的“五姓七望”渐渐搞垮了自耕农，对外战争的贵金属、奴隶肯定是上层拿大头，他们用奴隶种地成本低，而且他们还拥有金融优势。他们可以利用贵金属的优势放贷，还可以在罗马各地包税，农业是靠天吃饭的，自耕农会去借款度过难关，于是土地兼随之而来，罗马的“府兵制”跟大唐一样维持不住。于是，马略进行了军事改革，招募吃军队饭的专业军队，他们不再是公民军队，而成了私家军，罗马从共和国成了帝国，经济基础的改变自然带来政治制度的变化，跟谁好谁坏无关。

杨炎的两税法的本质是从以人丁为税基，改为以土地为税基，这项改革同时考虑国家财政收入需求以及社会财富的分布，要向有税收负担能力的群体征税，否则不是底层造反就是财政崩溃。宋代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明代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清代雍正的摊丁入亩，他们的核心思想无不无不与杨炎的两税法一致，就将税基从人丁置换成田产。

在唐代进行这样的改革，几乎就等同于现在去收房产税，利益调整难度大。唐代又没有遥感技术，丈量土地并进行产量分级十分困难，基层经办官员很容易腐败，从王安石到张居正无不面临巨大的阻力，连雍正都不得不用非科举出身的田文镜、李卫。有人以为宋明清科举文官比唐代贵族好，错，科举文官更加虚伪，他们煽动老百姓抗税，鼓动读书人去孔庙哭泣，再写小作文骂搞税收改革的人，他们谈经济利益了吗？并没有，改革“有辱读书人的斯文”。

税收改革必须反映社会财富的分布状况，否则，就会造成国家财政崩溃，军事能力又差，而底层老百姓苦不堪言，无力救灾，明朝末年就是如此。清朝在顺治时期对于江南士绅的组合拳就是吸取了明朝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