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神马研究都有# 一篇论文，关于“双减”后，一个城市中等生家庭的选择。

📄关阳,程猛.心口不一:“双减”背景下一个城市中等生家庭的教育选择[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01):115-124.

📖中等生一般指在班级学业成绩处于中游的学生。在普职分流的背景下，本文的中等生指的是成绩处于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分界线的学生。

城市中等生父母可能是心理焦虑感最强的一个家长群体。他们往往对孩子有较高的学业期待，既“望子成龙”，又担心孩子因无法取得高学业成就而导致阶层下移。

📖小雨父亲经商，母亲为自由职业者，父亲最高受教育水平为本科，母亲为专科，家庭经济收入在当地接近于中产。小雨是重点初中的中等生，成绩临近普职分界线。

在小雨家，母亲主要负责小雨的学业问题，为小雨挑选校外辅导班。父母双方均关注学校动态，但都不常与教师沟通。

小雨父母均赞成“双减”政策的推行，但却默认一致地选择了继续给孩子报名校外辅导班。

📖工作日的早上5：50，小雨开始起床忙碌。早上7：15，小雨进入学校教室，开始一天的学习。课程结束后，小雨在学校课后辅导一小时。晚上7：00，小雨刚吃完晚饭，门铃就响了起来，家教准时来给小雨补课。补完课，小雨继续写作业。晚上10：30，小雨结束一天学习，疲倦地开始了洗漱。

而到了周末，小雨也并没有睡个懒觉的机会，父母给他报名了校外培训。周六清晨，小雨熟练地打开线上软件，开启了校外补习的一天。

📖在“双减”政策下，许多校外培训班并没有消失，只是隐藏到暗处。家长、教师和培训机构以各种方式小心翼翼地打着辅导“擦边球”。

小雨一共在校外上了四个辅导班，学习语数英三门主科课程以及一门钢琴课程。除了跟随一位在读研究生家教补习之外，小雨还分别参与了校内家委会和校外培训机构作为中介的两种校外补习。家委会是家长与教师沟通的重要渠道，在补习上也起着桥梁的作用。

❝家委会起着双方沟通作用。老师先跟家委会讲我要补课了，另外私下里也有很多家长问家委会这个老师什么时候开班，家长也着急。这个补课都是很常态的现象，很多家长都会提前去做功课。❞（小雨父亲）

若家长想找其他学校的教师，则是家长之间先沟通信息，再由校外培训机构作为中介，家长只能与校外培训机构名义上的校长联系。家长从未见过实际教课的教师，也不知道教师的真实姓名，只知道教师工作所在的学校和教学水平。

❝家长自己会互相交流，因为孩子成绩越来越好的话，补完以后通过他们的亲身经历告诉家长，一个传一个。晚上接孩子的时间很长，家长在一起的话就会互相交流，这些家长就会介绍其他家长到这个补习班。❞（小雨母亲）

小雨的一门辅导班就是小雨家长托朋友找的朋友才报名成功的，这条渠道还与校外辅导机构相关。

一次问到小雨爸爸机构这样培训会不会“被抓到”，小雨爸爸很自信地说：❝你培训的孩子固定了，就不会再新加了。这种的，不害怕，都是关系特别好的家长介绍来他们才收，要不他也不收，他也不允许家长到教室里去。❞

可见，学科辅导与家庭由一条条家校培训信息交互暗渠相连。辅导班通常使用以下两种隐蔽方法继续进行学科类培训：如果是线上辅导，则只有辅导班学生知道线上辅导会议室号码；若是线下开课，则具体地点只有家委会个别人或培训机构知晓，学生单独与教师见面。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辅导，培训都是小班化的，人数少，不易暴露。

📖小雨家长在口头上也很支持“双减”政策的推行，认可给孩子减负，但在行动上，他们却“用脚投票”，继续给孩子报辅导班。在常年的应试压力下，他们保持着竞争奔跑的姿态，不敢轻易放下以往竞争中采取的惯常做法，唯恐自己的孩子落于人后。

❝我觉得现在家长的目的是什么？望子成龙。可是把这种理想加在孩子身上有点太重了，孩子毕竟要有一个快乐成长的过程，所以说我认为现在孩子太累。当时一提出“双减”，我觉得挺高兴的，可是现在真正实行起来很难。❞（小雨父亲）

小雨妈妈则直接说，在最开始“双减”政策施行的时候就没准备停掉辅导班。家长之所以不信任现行“双减”政策，与其说是担心“双减”落实不到位，不如说是担心其他家庭的孩子会不会补课，而且这些信息变得越来越敏感和隐蔽。

📖小雨父母属于中等收入群体，他们的发展更多靠个人打拼，会不时担心城市生活的失控，对未来不确定性产生不安情绪。

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忧虑以及对稳定社会秩序的渴求促使他们不敢放松，努力稳固自己家庭的社会经济位置。

尽管小雨家庭经济水平处于中上层，但父母的文化水平一般。对于一个城市中产家庭来说，由于缺乏足够的资产性收入和社会资本，最公平、最可行的保障家庭经济社会位置、乃至实现阶层上升的方式就是中高考。进入重点高中，考上重点大学，这是一条传统却稳妥的道路。

由于父母文化水平有限，很难为小雨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当小雨父亲认为“不补课不行，他确实感觉很吃力”时，小雨家会拿出近六分之一的年收入用来给小雨补习。

📖小雨父母也会“纠结”要不要选择职业技术学校，但稍作考虑后还是不信任当前国内的职业技术学校，选择通过补课将成绩中等的孩子送进普通高中。

❝读这些职业技术学院的孩子年龄小，学制只有两三年，可能是走马观花地了解一下，然后直接就给推到岗位上了。……“双减”之后，根据国家的这种政策，可能是比较鼓励培养技术型的人才，所以也是比较纠结的。要是学一些专业技术……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教育体系是不是很成熟，都是一个未知数。❞（小雨母亲）

▍“你补习我心安”：心理负担的转移机制

📖“双减”之后，学校对学生成绩的重视程度并未减轻，小雨还是一如既往地做作业，一如既往地争取高分。小雨的父母尽管口头上支持“双减”，但对目前依然以成绩为中心的学校教育生态已经司空见惯。

❝学校只是对个别的某一项推出新的举动，比如丰富体育活动这一项，对“双减”这块落实的不是很好。❞（小雨母亲）

❝效果不是很明显。因为现在学校第一看重成绩。很多孩子的成绩都是刷题刷出来，课后补课补出来的。如果说一旦真正“双减”的话，学校面临的是什么？成绩有可能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好，在全区全市排名会下降。作为家长，不可能不给孩子报辅导班。❞（小雨父亲）

📖校外辅导班有着家长辅导和学校班级授课制没有的独特优势，小雨父亲也坦言“自己的孩子永远辅导不了。”

小班化是校外辅导的首要优势，像是小雨所在辅导班每个班最多10 个人，教师可以针对性地解决孩子的问题，更有服务意识，并且能及时反馈孩子的学习情况，让父母安心。另外，小雨更喜欢辅导班教师的教学风格与课堂氛围，认为在校外学到的东西比校内更多、也更有趣。

❝现在这几门都是自己想去的，就是学校有的老师课堂氛围太死了，感觉听着听着都能睡着，而辅导班的老师就是能针对我每一个弱项攻破下去。❞（小雨）

在访谈中小雨说自己想去上辅导班，但他在真的去上辅导班或是写辅导班作业的时候又有着明显的抵触情绪。实际上，小雨上辅导班更多源于父母的期待。

尽管小雨的父母说了解孩子的能力，对小雨没有过多的期望，只希望小雨可以最低考取一个本科，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但当问及小雨觉得父母想让他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时，他的声音明显变得微弱，过了一会儿才说“100 分。”

因此，小雨在与父母的相处中清楚地知道父母对他抱有很高的期待，他的“同意”正如布若威（Michael Burawoy）在《制造同意》一书中所写：“在这没人会强迫你，你要自己让自己继续工作。”

与此类似的是，小雨亦希望通过补习提升成绩，从而得到父母的赞许并得以重获支配时间的自由而同意去补习，这样一种“同意”受到了父母教育焦虑和教育期待的显著影响，也是一种被塑造的“同意”。

📖与其他家长的交谈常常会让小雨一家更加焦虑。

❝大部分的辅导班都是朋友和家长之间互相沟通了解出来的，谁家的孩子补课，哪个教育机构好，哪个辅导班好，很多家长都在问。❞（小雨父亲）

在激烈的赛道上，当不知道别人跑多远时，只有自己保持奔跑才能有一种安全感。每个家庭都无法清晰知道其他家庭投入多少，于是只能不止息地增加自己的投入，以免孩子成绩落后于人，处于普职分流临界点的中等生家庭尤为如此。

❝因为“双减”政策一旦支持下去，应该是所有的孩子要做“双减”，并不是说只针对某一个班级或者某个孩子，应该是整个学校都要去“双减”。……有可能就是家长对成绩放不下，如果都能放下的话，可能“双减”就会成功。❞（小雨父亲）

在“都放不下”的心理预期下，小雨的家长最终只能选择寻求第三方的帮助，通过给小雨报辅导班来缓解自己的心理压力，形成一种“你补习我心安”的代偿心态。

📖减负是一个系统工程，高度依赖于健康、多元的社会生态。

周作宇在分析应试教育的根源时富有洞察力地指出：“社会分层是应试教育的社会根源。”说到底，只有从社会分配体系入手，持续缩小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差异、体制内外的差异、不同区域发展的差异、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异，辅之以加大力度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基础教育阶段的家长才敢松一口气。

增强家长对孩子未来多元发展空间的信心，是减轻家长心理负担和学生学业压力的关键所在。

当过度努力的收益减小，孩子多元发展空间变得可见，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完善，家长也就慢慢放下与“普职分流”相伴的沉重心理负担，尊重孩子的自身潜力和兴趣，实现“心口相一”。这样，“双减”所要达成的愿景才可能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