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写几句我对顾准的看法和想法。

（注：既不是王一博、也不是魏若来，就是顾准哈。而且，完全是我个人凭记忆的一些主观看法）。

其实我早就想写写他了，但因为这几年他已经不“红火”了，所以没啥必要写。正好，#追风者结局 不舍# 电视剧让他又被大众所知晓了一些，就说说吧。

他以前曾经“火”过，但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被对面的、自由的、右边的知识分子们塑造成了反抗的象征、良心的符号、自由的标志，是前三十年黑暗的证据。后来他渐渐不火了，一是由于后来这种知识分子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他反而显得温和了。二是大家发现他其实并不是这样，他的后人和传人（亲儿子）也一直指出他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于是，他的日记在火了一阵之后，就被反派叙事和主流叙事同步遗忘了。我想写的原因，倒不是也不配象朱学勤讲的挖掘“历史深处的人物”，只是想大概说说人的观念的否定肯定、对立统一、量变质变的过程。

顾准生于1915年，相比那些19世纪末出生的革命元老们，他在党史和革命史中，都是小字辈。家庭出身是小商人，父亲在上海做点小生意、小贸易，所以还有点积蓄，算中产阶级了。老婆都不止一个，后代生了大概有十个。顾准是二房生的，随母姓。他们一家似乎没有国民党那边的。具体我记不清了，倒是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也挺出色。妹妹，40年代加入的新四军，建国后也是个挺有名的女干部。但更厉害的是这个妹妹的丈夫。曾当过公安部部长（主持工作）。后来也出了一些事（啥事就不说了，你们自己百度吧，其实也有种细节的“舍弃”现象）。至于那个为他整理了很多遗作的弟弟，是中国在1980年代第一个提出住宅商品化的经济学者。

顾准应该属于“天才儿童、少年”类的。12岁就到会计师事务所去当小工了，帮人抄表格记账单了。15岁就能自己当会计帮人做账了。20岁就开始当会计学老师了。这不得不讲，是天赋。他帮人做账也好、教人做账也罢，大家都一致称赞，手勤腿快嘴溜、脑子活还不出错。就这些特点，今天99%的青年人，是真做不到。这一时期，对他还有个重要的影响，就是他对各类工商业企业、商户的经营情况、运营流程、内外环境非常熟悉。同时，我个人认为，这一阶段的工作和“环境”，与他的天赋相结合，塑造了他很多基本的品格，这些品格，是他后来很多际遇的根本原因。比如，由于长期直面基层、背靠底层，所以他很正直，但这种正直的另一面是梗直。再比如，他一直是麻烦处理者、问题指导者的身份，加上善于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而获得的赞赏，让他会有今天很多老师身上都有的某种路径依赖性的“职业病”。

1930年代，上海的情况，就象最近的《追风者》电视剧一样，很混乱、很黑暗。有黑心大亨崛起、有平民百姓跳楼。他的家道也在三座大山的挤压下日益破落，他看得最多的是各种腐败和阴暗，而他出身底层、长期和实业打交道的路径，再加上他的才华早早就让中共有关负责人看中，于是，他没有经过三民主义那个阶段，而是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之后，当然会经历各种曲折和斗争。既有白区地下工作的险象环生、也有苏区经济工作的困难重重，但在不同的领域，他都作出了相当好的工作成绩。尤其是财务工作能力、经济工作素养，很受领导赏识。于是，经历了前期各种磨难、升级、打怪但又一路顺利的人生历练之后，他和几万万同胞一起迎来了共和国的诞生。而他由于突出的能力和贡献，担任了上海市财政局局长。这个位置，别说当年，就是今天，也是不得了的岗位。而他，才34岁。

他在这个岗位上只干了三年。但就这三年，他在分管副市长、市长的直接正确领导下，在华东局和中央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市各相关单位的全力配合下，在全市人民的热心参与下，在全市各阶级的主动和被动努力下（呃，也不是故意扯哈），实现了上海财税收入翻几番（他有很多点子，比如用专业会计事务所进行全面的财务和税务普查，资产阶级哪斗得过他这种专业人员。别说当年，就现在，财政部要是在全国来一次认真而彻底的普查，你说能补缴多少钱？）这些钱，极大的支持了全国的经济建设和军事斗争。可以说，居功甚伟。

但他却在三年后的三反五反中（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他不仅没被提拔，反而突然被拿下。啥叫三反五反，我想起另一部电视剧来，王志文和刘佩琦演的《无悔追踪》中，有不少这方面情节。说韩国敢拍的、说不知道那些历史的人，可以找来看看。

只看这个事，一般人肯定会觉得，是不是跟今天很多贪官一样，腐败了？还真不是。在官方史书中，说的是自行其是、与中央相关政策相抵触。而在一些稍微细化的主流叙事中，则指出，是由于一些征税手段，和中央一些部门甚至领导同志的意见相左，并且有个人英雄主义的情况。具体说，就是上面的想法是，给上海一个数字比如一个亿小目标，然后上海自己分解到商业、金融、工业等各行业，各行业再分到各企业。但他认为，应当先从企业建账立册着手，根据各企业情况来征收，汇总之后再看，也许比中央要的还要多。不要也不用先给一个计划。实事求是的说，前者是“自上而下”的做法，是基于全国需求和财务基础不牢的一种刚性。后者是“自下而上”的搞法，是基于顾准对上海情况的把握。完全可以结合、也完全不至于直接把人给撤了。

细节隐藏在各种回忆录中（但很多的细节，会因为各种立场而被不再提起。“帮他”讲话的人，往往会把这些细节完全不提。正如其它立场的人会完全不提另一些细节）。所谓“个人英雄主义”，是他在某些场合讲了“外行指挥内行”甚至“最多几年后，我来当市长，一定干的更好。再过几年，我去当总理吧”之类的话。作为30几岁的、长期得到赏识的、的确具有扎实基础以及经济工作能力的正厅级（当然是按现在的级别），3年之后部级，几年之后再上个台阶，完全有可能。但是，你这么讲，还跟那些不应该讲的人讲，就“不对”了。事实上，他的顶头上司（潘汉年），也是因为把一件不该讲的事对一个不该讲的人讲了，后来被关押了十几年，甚至让伟人写下了“此人从此不可信任”的赌气话。

（说到细节，他妹夫的一些际遇也是。现在很多人只讲一部分细节，你会觉得很冤枉。但有其它一些细节，你又会觉得他不冤枉。我们在这争论不休，其实当事人和其它真正理解这些事复杂性的人，真的只会笑笑，算了）

他为啥要讲这样的话、得罪完全不需要不应该得罪的人呢？我个人觉得，年轻气盛是性格上的原因，觉得自己有真才实学、专业过硬、自己一直都对，是路径依赖原因。一直在技术和经济领域工作，长期处于被支持、被鼓励、被表扬的氛围中，导致对政治特别是斗争年代与建设年代的政治重视不够，是根本原因。

我在剧评中也多次讲过，摧毁一个旧世界很容易，建设一个新世界极难。对敌斗争，干脆利落，想到就干，把它的整个科层体系打碎了都行。但建设国家，则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科层体系，表面上看，这个体系和旧体系甚至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并不是这一次打击，就让他走向了很多“公知”们描述的那种方向，实际上，这一次的打击既为时不长、组织上也并没有把他当作“异类”、他也反而觉得自己应当加强“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直到此时，他都并没有认真读过《资本论》）。于是，很快，他就被调到经济研究部门了。在那里，他如饥似渴的学习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理论。但是，正是这一阶段的学术研究和观点发表，让他再一次被彻底划为“右派”。

首先从客观上，他当时学习的东西，既有马克思原著，又有很多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以他的天赋和阅读理解能力，很快就发现了一些不合当代时宜、不切中国实际的地方。而作为忠诚的党员，他觉得很有义务指出这些。在一次实际工作中（非学术性的），还跟苏联专家吵得很厉害。这在当时是犯了大上了。其次从主观上，他是微观经济理论出身（财会），再去阅读宏观经济理论，切入点肯定非常不一样，于是，他居然公开发表了社会主义状态下中国第一份关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论文，这就逆了天了。上一次他是与领导意见不合，这一次他觉得他吸取了教训，和错误理论斗争，总可以了吧。他完全没有想到，理论从来都不是纯粹的理论啊，而是，算了，不讲了。我觉得吧，这都是没有经过残酷的1920年代、30年代乃至40年代的政治斗争的后遗症。所以啊，很多课，该补的必须要补、一定要补。

这一次，他就彻底被打倒了。一直到死，再也没有被任用过，也一直没有再跟家庭方面有过什么交往。一些有限的沟通，都是书信往来。连他那个贵为公安部部长的妹夫，也只敢偶而送碗汤给他喝喝。

那他在人生的最后十年，在干什么呢？仍然在读书、在思考。他利用一切机会，去找各种各样的书去读。而此时，他觉得，不能光读马列了，他阅读了他能找到的所有西方著作。这是因为，从他对马克思原著的阅读时，就心生疑惑（这些疑惑，恰恰是后来公知们非常喜欢引用和放大的），马克思所面对和批判的资本主义，中国没有过。所谓市民阶级、公民社会，中国也没有过。连封建主义，中国也不是马克思说的那样。那西方，到底是什么西方、为什么是那样的西方呢？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指导东方呢？

这一阶段的很多思考、译作，显然不可能再出版了。等他死后，当后三十年开启后，他在这一阶段的思考，出版了。也很是火了一段。但从我二十多年前开始阅读时就发现，这根本不是一个右派啊，这明明是一个左派啊。倒不是说他到死都认为伟人有伟人的正确性（也有局限性），也不是到死都认为这个民族很快就要崛起。而是，他经过十年对西方的审视，发现西方的东西，似乎也不对。他列了很多想继续看的内容，包括想去国外亲自看看，但是，生命没有再给他机会。

所以最终，他提出反对理想主义、主张经验主义。只看这一句，今天的左派可以对他进行极端批判。右派们也一定会把理想主义和共产主义相联系，把经验主义和当时很成功的资本主义实践相联系。但如果你把他的上下文看完，你会知道，他反对的是教条主义，主张的是实践产生理论。所以，当他的学生（比如吴老）、“拥护者”们真发现了这一点后，不炒他了。

而对他的另一种“祛魅”是由他儿子完成的。1984年，著名的莫干山会议，召集人就是他儿子。今天很多人知道这次会，可能是因为张维迎，也可能是后来那位算得上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老王。而当年，老王还是小王时，和他儿子的确有过深度交流，我相信小王肯定看过他很多东西，从他后来对《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多次推荐来看，老王的思想起点，恰恰是顾准的生命终点。至于另一位更加内敛的小王，虽然没有提过他的名字，但也是在三十岁左右的年龄，在他曾经战斗过多年的城市，不可能不阅读，也不可能不思考这些。只不过，他载过的那些跟头，这些跟他一样聪明的人，知道避免了：不能说的时候，不说，不响。能说的时候，只干，不用说了，也不响。

隐晦的写了这么些废话，最后讲句爹味很重的话：有不少读者让我写写他，我大概知道你们想知道什么。我这么写，可能不会让你们满意，我只是建议大家，阅读他、学习他、理解他，但不要成为他而要超越他。我们肯定会有我们的问题，但实践过程，不仅仅是理论、信仰、精神落实的过程，还有很多的“技巧”。这些技巧，往往是决定性的。就象我以前讲过，会拍马屁的，不见得会做事。但马屁都拍不好的人，哪能做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