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的社会是怎样的？总体而言，源自于沙田。

沙田是老天爷恩赐的，每隔几年就会长出一大块的土地，这些水边的沙田极为肥沃，人便跟着沙田走，慢慢向着海靠拢。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群体，也就是那些经营沙田的世家大族及其背后的武力争夺。

沙田需要“围”起来，修筑好堤坝，且每隔三五年的洪水又会把堤坝冲毁，又得有大户人家组织钱财人力修缮，这一过程中必然要有一个权力的中心，有一个社会群体来总控：也就是基于沙田的宗族势力。

沙田型宗族社会的孕育自北江-西江汇流的思贤滘南侧的桑园围，之后顺江而下有了九江、龙江、均安、杏坛等大镇子，大镇子也就是大村子，大村子在三角洲里哪里安全永固？村后有石头山的那种，山上是祖坟，这样的村子是母村，有大宗祠存在。之后的分祠都认祖归宗于此。

顺德人是沙田型社会的雏形与肇始。他们顺着北江、西江在三角洲内的各个河道顺江向海，研究着水性，琢磨着沙田会在哪里淤积？就在那里提前布局，以至于一直到了五桂山下都是顺德人的地盘。

之后翻过了五桂山（其中是客家人）之后，也是一片沙洲，命名之坦洲；海上有横琴山，山前也有淤积，勒流的顺德人也在这里垦殖；三角洲里不只是顺德，还有南海、番禺、东莞，谁都想在沙田淤积中获取租利。只是后来南海逐渐没有了获取新增沙田的机会，日趋变得保守，缺乏向海的攻击性。

珠江口就剩下了三虎：顺德、番禺、东莞；南沙的万顷沙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东莞莞城的篁村地盘，几乎动用了全部的宗族资源在万顷沙搏杀抢夺沙田。顺德人也不在乎这一块，便逐渐把香山的沙田全吞了。

沙田区的村子都是沿着水道两侧布局农房，船行走于河道之间，桑基鱼塘商品农业，也是粗朴的庄园经济，庄主是顺德的，租客是穷苦的北江疍家或活不下去的客家人，也就安心做顺德人的庄客。

庄客大多辛苦，百家姓，收获了把很大比例给了顺德，自己也没有自己的宗祠，类似于农工聚落，能活着就好，也不会闹事，听话苟活！这便是香山沙田区老百姓的心态，这样的聚落看起来是个村子，但内核是没有的，缺乏内聚力与向心力。

初期的时候被庄主拿捏，后来逐渐成了主人，也有了自己村子似乎，但镇里说个啥都唯唯诺诺像个听话的仆人。这些村子的人大多只是农民，没有积累多少资本，也没有读书人当官，村里没有什么在更高的官场上的社会关系。

因为村子大多才三四代人，还未扎根，自己说起自己的历史都没有底气，不像那些有宗祠的大户人家，大家族里的穷人也因为有大宗祠可作为依靠而有底气。上面的镇、县府要想从这个村子里征地，大多不敢或付出极大的成本。这样的村子不敢惹，无非是历史厚重，几百年积累的人脉太多，谁都忌讳！

但香山的沙田区村子就懦弱，1949年之后也翻身做了主人有了自己的土地，但1990年代初期县镇以一亩地一万块的价位预征一些农地，也不敢多说就给了，这在宗族区的村子非得闹翻了天。他们还是自己没有底气，这些土地从来就是从庄客那里租来的，即使土改后自己成了主人，也没有底气持有。稍有变现的机会就迫不及待地贱卖了。

追溯到当下的一些工改、旧改、村改等，沙田区总体而言，集体的话语权是很大的，有那种大庄主对待租客的劲头儿，这是一种文化的基因似乎，理所应当一样。但东岸的近海丘陵滨海之地就不是这个样子。

这地方靠盐场、军屯活着，生活艰难，总需在山海之间走私，出了海要么商要么盗；进了山要么农要么匪，游走于刀刃与存活之间，不像西岸的沙田区那么殷实，能孕育出大族，也有垦殖寄生的庄客。

这样的地方一旦有了商机，一哄而上，宗族加持，蔑视朝廷，自利妄为，冒险求生，但也就成就了海洋经济时代的商业文明与寄生于（穷困）宗族社会的园区经济模式，硬朗，不听命于上面；我行我素，话头上认小，骨子里为大！

有些事情为啥是现在的这两种样子，细细分析，均源自于看不见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模式下的文化基因。

地理，叠加历史，无敌；或空间，叠加时间，通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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