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电影失去万玛才旦】@毒眸：万玛才旦电影看似文艺的故事里，总是藏着巨大的冲突。

《雪豹》里，面对闯入羊圈的雪豹，老一辈牧民和新一代牧民因信仰思想发生冲突，藏地人和执法者因为法律规则发生冲突；《气球》里，面对尚未出生的孩子，男人坚信是父亲转世，不允许女人堕胎；《撞死一只羊》里，在康巴人“有仇必报”的祖辈规训前，杀手金巴和卡车司机金巴陷入救赎与杀戮的纠缠。

这些冲突始终围绕一点：传统的藏区生活与现代文明的冲击。当世代遵从的藏地信仰在遭到外界现代文明的冲击时，藏地人表现出了慌张、失落与迷茫。这种复杂的情感大多来自于万玛才旦自身的经历，从小接受藏地文化教育的他，长大之后接触了新鲜事物，生活环境的改变颠覆了他此前对信仰的看法。

在青海省安多藏区长大的万玛才旦，童年基本都是在草原和山峰放羊度过，可即便孤独与贫瘠，爷爷也会偏爱他，因为他相信万玛才旦是自己小儿子的转世。正如万玛才旦在电影《气球》里刻画的那位坚信命运轮回的老人一样，这和万玛才旦自身的经历相吻合。后来，万玛才旦在县城上学，课本上的唯物主义与他自小接触灵魂转世等宗教信仰有了矛盾。

在一次采访中，万玛才旦曾回顾了他与藏地的关系，“你从小在那样一个文化环境里成长，你天然会相信这些东西。但当你离开了那个文化语境，接受另一种知识体系、另一个世界观，你就会有对自身文化的反观或者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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