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辅导员为什么成了24小时服务员##入职高校行政岗后滤镜碎了# 如今，作为离学生最近的人，辅导员的身份逐渐变得模糊：是授课老师，是行政人员，是“7×24小时×365天”随时回应学生需求的“服务者”，还是联结家长和学校的纽带？繁重的工作中，辅导员们偶尔也会有疑问：辅导员角色的边界在哪里？学生何时能真正自由地生长？

规定要求，高校里的辅导员和学生配比不低于1∶200，这意味着一个辅导员要同时对接200名学生。这200名学生已经是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但实际上，他们中的相当多数人远远没有为成年生活做好准备。

大学默默认可了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模式。一位辅导员说，学校对学生的细致管理已经达到了“保姆级别”：辅导员每个月要有两天住进学生宿舍里，与学生“同吃同住”，帮忙处理宿舍问题，“甚至开学第一周，我们还要每天早晨到教学楼附近巡查，给找不到教室的学生指路”。

今年秋天，胡筱琪辞掉了大学辅导员的工作。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份体面的好工作：省会城市、高校、编制、有寒暑假，而胡筱琪又是一位快35岁、有家庭和孩子的本地人。然而亲自上岗的第一天，胡筱琪就感到了巨大的落差。

那天正好是新生报到的日子，她要一一登记所负责年级将近200名学生的信息，并且在一个月内摸清所有学生的特点，包括生源地、家庭情况、心理健康情况等，为每人建立一个档案。接下来四年里，学生有任何问题都会第一时间联系她——大到生病受伤、考试挂科，小到室友之间有矛盾、宿舍里的水龙头坏了，胡筱琪都要管，“像来到了大学里的街道办，给学生又当爹，又当妈”。

有一年冬天，胡筱琪收到一位学生发来的信息，“老师，你来宿舍帮我叫120，我头晕、手抖，没法打电话了”。这是个18岁高个男生，得了流感。其实，胡筱琪每次开班会，都会告知学生学校附近医院的情况，以及如何就医。但这位学生不停地发信息催促她，胡筱琪只好马上开车从家里赶到学校宿舍。“以前都是父母带他看病，他有点害怕独自去医院，怕不知道流程，也把头疼脑热想得很严重。”

夜间的电话铃声一度是胡筱琪最害怕的声音，“一听到，心跳就会瞬间加速。不是学生受伤了，就是出现‘重大舆情’事件”。下一秒，她就要拿上车钥匙，直奔医院、警察局或者是任何一个与“坏事”挂钩的地方。有一次，胡筱琪不小心睡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半夜2点多起来上厕所时，发现屏幕上赫然显示“5个未接电话”。她回拨过去的电话被领导秒接，“你有个学生闹着要跳楼自杀，幸好被室友及时发现了！”胡筱琪猛然清醒过来，马上坐到书桌前开始写情况说明，检讨自己作为辅导员为何没能发现学生的异常。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胡筱琪匆匆直奔学生宿舍，带学生看心理医生、联系家长、给各个部门一遍遍做汇报。

彻底处理完这件事，胡筱琪终于忍不住提了辞职。她的岗位空出来后，学校很快挂出新的招聘启事，“30岁以下，（‘985’毕业）国内博士或海归硕士，雅思成绩7.5分以上”。即便是这么严格的要求，很快就有一名年轻男生入选。胡筱琪在办公室见过这名新辅导员，“眼里有光，脸上还有些青涩，充满对新工作的期待”。

节选｜高校辅导员：1:200的24小时“服务员”？
记者｜吴淑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