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彬菊教授对清代军机处的几点认识（二）】

1、以往史学界认为军机处创建于雍正朝，并经过“军需房”（雍正七年，1729年）—“军机房”—“军机处”三阶段的发展，这三个阶段是在雍正帝统治期间的最后七年完成的。这种军机处起源的“雍正三阶段模式”是站不住脚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庄吉发指出，“军机房”一词在雍正时期的文件中根本不存在；吴秀良也发现，辅佐雍正的内廷人员并不从属于某个单一的机构，且不是全职成员，而是兼职的监管者。

2、通过挖掘档案进一步发现，“雍正三阶段模式”存在着新的缺陷。台北“故宫博物院”一份关键性奏折显示，作为户部堂官下属部门的“军需房”自创设直至雍正统治结束从未变更过名字，也未有任何形式上的变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汉文档案反复提到一创建于雍正八年的内廷机构“办理军需大臣”，后改名“办理军机大臣”（有时也称“军机处”，满文是Cooha-inashin-iba）。这个机构与后来的军机处同名，却远不及后者强大。更多档案材料的细节发现最终可证实，雍正朝内廷继承了康熙朝内廷分立模式，由分立的个人和小规模机构组成，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军机处。

3、皇帝集团的内廷与官僚集团的外朝之间的分裂对立是军机处得以发展的直接原因，黄培认为早期军机处本质上是内廷的一种“再创造”。清朝大多时期实行的本章制度和奏折制度是上述内廷—外朝二分法的有力例证，本章制度承袭明朝旧制而来，奏折制度则始于康熙朝，前者公开透明、有章可循，后者私密隐晦、不尊成法。奏折制度是皇帝的私人通信渠道，通信文件仅在内廷和外省通信官员之间流转，其保密性保证了皇帝和内廷大臣可以获取重要信息，在军机处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4、清初外朝官僚体系大部分承袭明以及明之前诸朝，特点是基本没有变化且依法运作。清初内廷则代表了皇帝的私人意志，特点是无明文规定且无正式名分，每朝都有变化。雍正继承了康熙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南书房，但实际几乎不再使用它们，取而代之的是他设计的新方案：一至四人规模的高级辅政大臣、户部军需房和办理军需大臣。乾隆继位后把这三个内廷合而为一，重新启用了“办理军机处”的旧称，从此军机处成为清朝权力中枢机构，直至清朝覆亡。

图一：作者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与译者董建中合影（2014年7月9日·北京）

图二：［美］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著；董建中译：《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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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鹿杖鹤 思想史与观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