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神马研究都有# 一篇人类学家的四十年田野调查回忆。

📄 周大鸣.人类学如何观察社会——四十年田野调查自白[J].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学报,2023,44(01):33-40.DOI:10.13408/j.cnki.gjsxb.2023.01.011.

🔍人类学很强调同情弱者、关怀弱势群体，这是对人的关怀。

在一个人群中，人类会让残疾人或者弱势的人，能够共存下去，这是人类社会的特征。

在欧洲一个旧石器遗址里，发现了“一段愈合的股骨”，人类学者把它看作是人类进化史上一个最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这个发现重现了一个故事，在一个人群中的断肢者，可以跟大家一起共同活下去，人们愿意照料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 米德在很多场合认为这是人类产生文明的标志。

从这个角度看，其实人类是反丛林法则的。

🔍笔者第一次田野调查的地点是湘西。当时选择湘西的目的很单纯，因为笔者是沈从文《边城》一书的忠实读者，所以希望去书中谈到的酉水流域看看。为此，申请了8 0 0 0 元的调查经费，这在2 0 世纪8 0 年代初是很大的一笔钱。笔者利用这8 0 0 0 块钱跑了全国的1 6 个省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当时很年轻，一路上交一些朋友，也到别人家做客，走多了就会对社会有一些感觉。

但是说实话，笔者的第一次做调查是不成功的。为什么呢？没有主题，写不出文章。没有主题不是说没有调查，而是因为当时刚学了一些国际音标和考察技术，就把那些语言、亲属制度以及基本的调查信息都问了一遍。问完以后却写不出成果，因为调查时间不够长，客观上也不允许长期调查，而且事先没有做好一个设计，即在调查的过程中需做什么事情，没有目的。最后看起来什么都做了，其实既无广度也无深度。

这个教训告诉我们，田野调查最重要的前提是要有目的。如果没有目的，做事情是做不成的。

因此，田野调查在开始前，首先要明确研究方向。这个研究方向与你预计要投入多少研究时间是直接相关的。马林诺夫斯基式的全面民族志一般需要一年的时间便是这个原因。如果研究人员希望尽可能全面地了解一个地方，那非得长时间不可，而如果时间有限制，那便需要一个方向。

🔍从国内来看，毛泽东的农民运动调查以及他对根据地的农村调查，其实是非常成功的田野调查范本。毛泽东思想里面很多基本的东西，都得自于他的调查。这也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由来。如果理解了田野调查与决策的关系，以及田野调查主题的重要性，那么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会发动那么多经济学家和学者去做调查。因此，学会做实地调查应该是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研究的必备课，这也是认识社会的基础。

🔍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这条田野道路，有点像过去毛泽东做工人运动和农村调查所说的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即跟调查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就是让研究者能够看到一个在自然状态下发生的事情，而不是特意做的表演。就要求被观察的人们不将观察者看成是一个外人，他们还是按照自己的日常进行生活与工作。

举个例子，我们经常面对各种检查，检查前都会交待相关事宜，比如要穿得整齐，要有礼貌等。但这种临检状态不是常态。人类学是希望通过田野调查观察到常态，探索在一种自然状态下的人和事。

笔者几乎每个学期暑假都带学生做田野调查，强调起码要做一个月。为什么要做一个月？ 很多同学开始不理解，后来慢慢理解了。他们发现第二个星期调查所得的一些东西，跟第一个星期调查所得的不一样。比如说同一个人讲到同一件事情，前后的回答完全不一样。这时就是田野调查开始入门了，这也是田野调查的魅力。

当人们面对一个陌生人的时候，他不会完全讲真话。如果刚认识，大家都想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把自己最辉煌的历史讲给你听，如生意如何发展、家庭怎样和谐，人们会把所有符合道德规范的东西都展现出来。

但是过了一个星期以后，他发现你们还不走，也没办法天天装，那样很难受，所以就开始要把一些很自然的东西表现出来，把事情原来是什么样的都讲出来。

我们过去做了很多走马观花式的研究，它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有的学科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第一天把问卷发了，过两天把问卷收回来，这个调查就做完了。这样的调查有多少价值，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一方面没有面对面进行对话，另一方面不少被调查对象不会按照他的事实来填表。比如对于财产，由于中国人喜爱财不露白，谁都不愿意真实讲出自己有多少财产。

🔍笔者曾经在十几年前受教育部委托做一个基础调查，到一个西部偏远地区进行教育扶贫。一到当地，统计数字里入学率1 0 0%，就业率9 9 % ，完全没有什么可以发展的空间了。笔者带队到村里做实地调查，专门挑公路不通的村子走，发现每个村子都有很多孩子没入学。陪同的当地教育局长不好意思地解释道，刚开学的时候其实是1 0 0 % 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会放孩子回家。

过去山区都是一师一校，一个村子只有一个老师，所有年级的所有课都要他上。他们叫复式班，就是一年级跟三年级五年级在一起上课。老师说你们先做作业，我先给一年级上课；然后一年级做作业，再给三年级上课。这样的学校教学质量可能相对比较低，但是至少孩子基本的识字和计算能力还是有的。

后来全部合并到乡里的一个中心小学，辍学率开始变得极高。有人说我们现在给他们提供的条件很好啊，都可以寄宿，都有免费的饭吃。其实大家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你会放心你的孩子到乡政府那里一个人寄宿吗？ 大部分家长都是不放心的，或者等到孩子长到十来岁，一帮人一起去上学，但入学的年龄就已经很晚了。这样一个很小的事情对于山区来讲就是一个大问题，没有一师一校，很多人就没书读。可见，如果不进行实地的田野调查，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就很难厘清，一些善意的决定可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在田野调查中观察很重要，但也应预防被局部的信息干扰对全局的判断。比如到一个社区，只待在一两户条件比较好的家里就不走了，这样对于调查来说是有很大偏差的。

一般来说，在农村家庭条件越好的人，就越好客，越喜欢调查者到家里去做客；家里条件越不好的人，越不希望调查者去。可以想见调查者到条件好的家里会有酒、水果招待，坐在那里访谈基本上是不用费劲的；但到了家庭条件不好的家里，可能坐的地方都没有，甚至连一杯水都没得喝。有一次我们带着学生在一个寨子里面待了一个月，时间过半时问大家去过村里十几户最贫困的家庭吗？ 同学们回答一个都没有去。后来我们就带着学生去了一些最贫困的家庭。其中有一户人家，就是一个非常矮的小茅房，全家睡在一个床铺，床铺是铺在一个隔板上的，天花板底下就是做饭吃饭的地方。同学们这才理解什么叫做贫困户。

可见，调查情况，不能只是到那些条件比较好的家里参观。有时候去实地观察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可以得到更准确的答案。有些家庭家徒四壁，我们还需要观察他的粮仓，看看他的饭锅吃的什么东西，这样才能真实了解他的生活状况。人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往往会有意趋利避害，注重自己的尊严，即使没有肉吃，也会说有，大部分人还是爱面子的。田野调查要有耐心和技巧，不能太有选择性。要注意各方面的情况，先进和滞后的、贫困的、中间的都要看。腿要勤，要多走，了解全貌。

🔍我们到一个社区，通常都会画一个全貌图，把社区的主要建筑，主要池塘、庙宇，还有村委会位置都画清楚。观察发现所有的村委会都在汽车可以通到的地方。但是有时不要相信真的村村通公路，很多地方把十几个村合并成一个村，这样就“村村通”了。要多想多动脑子，不要认为别人说的都是真实的东西，有时候可能是善意的谎言。

🔍田野调查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程序。我们到一个社区，一般第一天要进行踏查，到处走一走，看一看人们在什么地方聚集；有的家庭房门是打开的，家里的一些设备能够给我们很直观的判断。这样对一个社区会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现在人们聚会的地方，一般是在小卖部外面，因为小卖部提供免费的w i f i ，吸引男女老少聚集在那里，现在村里不论老少都喜欢发抖音。而以前的聚会点一般在大树底下比较阴凉的地方，或者是祠堂和庙里面。

然后我们要跟社区开见面会，告诉社区特别要告诉村支两委我们的调查目的。一般来说我们的课题太学术性了，不容易直接同对方讲清楚，对方不懂就会担心，就会防御你，所以要把事情讲得通俗易懂。

笔者通常简略地说是做关于现代化的研究，因为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能放到现代化的篮子里，乡镇干部也能听得懂。

接着是开始访谈。访谈最重要是要把次序排好，因为中国是一个讲差距格局的社会，去到乡村先要拜访什么人，后拜访什么人，次序很重要。有时候一些民间的权威，不去拜访也不行，像瑶族寨子里传统上寨主是权威，如果只和村书记打交道而不跟他打交道，基本上这套传统的东西是一点都了解不到的。要是村里有不同的大姓、不同的宗族，要比较平衡，不要专门访问某一个姓。这也是一个技巧。我们一般会按照地方上的差序格局，安排好访谈的次序，今天访问哪些人，明天访问哪些人，我们都会抄在大白纸上，贴在我们住的地方。

另外，观察的内容也要有一个设计。粮仓里存了多少粮食，客厅有什么摆设，这些东西是可以观察到的。养了多少牲畜，种了多少东西，以及什么东西，最好实地看一下。有时候他说种了什么东西，但可能没种，因为他知道不种东西是违法的，是拿不到补贴的，所以他跟你说种了。观察非常重要，刚开始更重要，起初很多人不愿意跟你讲，特别是不跟你讲实话，熟了以后才会跟你讲比较真实的。也可以开一些座谈会，收集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人群看法有时差别会很大。

其实有的时候完全靠观察也可以做研究。比如李亦园先生当年组织台湾新竹的寺庙研究，他就在每个庙里面派一个观察员，去观察什么人祭拜，是什么性别，大概年龄多少等等，把同一时间不同庙的情况都记录下来，用以进一步观察分析 。现在也有一些观察表格，在进入田野调查前可以事先设计好往上填就行了。

🔍最后谈一谈怎样理解田野调查中获得的一些信息。

笔者曾经在一个寨子里做调查，他们住在山顶上很冷，房间四面透风，白天都要烧火盆，所有的家具加在一起也不值几个钱。笔者与世界银行的一个经济学家一起在这个寨子做调查。做完调查那个经济学家说，根据他的调查这个村不穷，人均收入有上千。笔者问他是否计算过他们屋子里的所有东西加起来能否值1 0 0 0元，他说他的每个数字都是自己亲口问出来的。

我说，我相信你问的没有错，问题是你所问的对象可能对1 0 0 以上的数字都没有概念。

到笔者调查那年，那个寨子依旧流行刻木记事，就是在竹竿上或者木头上刻一个痕迹，或者粗一点或者短一点以记事，估计他们对1 0 以上的数字都没有很完整的概念，他讲1 0 0 0 多，可能只是为了表示这个数字大，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数字。

笔者曾到牧区去做调查，问当地的小女孩她爸多少岁了，她说有1 8 0 多岁。她绝对不是说谎，而是她对于数字没有概念，只是想要告诉我她爸爸年龄很大。

所以，我们去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收集到的信息、数字，要认真琢磨一下。这个数字是否准确。即使是人们的记忆也会有偏差，我们有时也是有选择地记忆。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社会有一句话“枪打出头鸟”，人们很害怕自己成为出头的那个，但是他也不愿意自己是最落后的那个。往往问到收入数据的时候，他会讲一个中数出来，既不太丢脸，也不是要出头被打的那种。就好像填档案，绝大部分人在家庭条件那一栏，都会填贫困或者一般，前者是与补助相关，后者只是想让自己显得不那么特别。

我们听到相关部门介绍的数字时，大部分都是比较中性的，中位的数字。如果你认为这个数字就是准确的，那么难免会犯错误。

有一次笔者田野调查时，在一个乡政府的会议室，三个数据公告栏目就有三套数据。一套是党委的数据，一套是乡镇政府的年度数据，还有一套是扶贫项目的数据。扶贫项目的数字是最低的，而乡党委的数字是最高的。同一个会议室存在三套数字，他们也没觉得有矛盾。他们觉得这三套数据有不同的功能：党委向县里肯定要讲好话，要献礼；扶贫肯定要穷一点，可以多要来一点钱。

我们做调查的人，要掌握这些规律。现在的人们都学精了，都说自己穷得不得了。以前还有点不好意思，觉得自己没能力没面子，现在已经很少有不哭穷的了。哪怕是世界五百强，也说自己的经营很困难，需要更多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