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宋朝的崇文抑武，也和这种重视军功的文化有关，这个根子在宋太宗赵光义身上。今天提到宋朝的崇文抑武，都把原因追究到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事实上赵匡胤主要的改革，是收回了部分地方节度使的权力，使得节度使没有办法坐大对抗中央，他本人对于武将依然是保护的，是对于边关的将领，在赵匡胤时代依然保有很大的权力，能够便宜行事，对抗边关的复杂局面，也因此，在赵匡胤死后，北宋依然拥有田重进、潘美等赵匡胤时代能打的“宿将”。也是依赖这批人，赵光义能够顺利攻克北汉。

前面说过，唐朝军功贵族的文化影响一直到五代和宋初。赵匡胤本人就是武将出身，早年立过若干军功，所以他黄袍加身之后，很得武将的支持。对比之下，赵光义就几乎完全没有军功。赵光义曾对自己的孩子宣称自己早年弓马娴熟，武艺超群，16岁就参与过讨伐淮南之战，18岁和后周柴荣一起收复瓦桥关，但早有历史学家考证，这些都对不上，完全是他的自吹自擂。问题在于，这些是赵光义在当上皇帝之后才开始吹的——为什么已经当上皇帝还要这样吹嘘呢？根源就在于他因为没有军功，所以得不到武将的支持。也正是基于此，赵光义才要在攻克晋阳灭亡北汉之后，迫不及待地兵发燕云。高梁河一战失败之后，赵光义驴车漂移，军队拥护德昭为君，这从侧面也体现出赵光义在军队中不得人心。

也是在高梁河一战后，宋太宗为了削弱武将的权力，进一步的收回了兵权，从此北宋的崇文抑武才进入了一种病态的阶段。撤掉曹彬之后，武将对于枢密院再无影响力，最多只能当个荣誉性的“枢密副使”，武将的权利也被赵光义安排文人侵夺，还要在作战时“亲授阵图”，实际是剥夺了武将的作战指挥权；赵匡胤时代的宿将，除了田重进之外（他是抵御契丹的长城），多被赵光义安排文人弹劾得罪，罢免兵权，以至于大将曹翰愤愤写下著名的“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的诗句。甚至连保卫自己的禁军，赵光义也专门挑选一些懦弱无能之辈，比如柴禹锡等等。从此北宋的禁军成为了战场软蛋的代名词。

顺便说一句，北宋皇帝都有个光荣传统，就是擅长书法，其顶峰就是宋徽宗，这个传统就是从赵光义开始的。赵光义的字也相当不错，据说“善草、隶（八分）、行、篆、飞白”，淳化元宝上的四个字就是他亲自写的。公平地说，他的崇文倒不完全出于权力考虑，多种史料都记载他“好读书”。“开卷有益”最早就是他说的。

也是从赵光义时代开始，从军为将成为一种耻辱的职业。赵光义的儿子宋真宗一朝有个状元叫陈尧咨，因为喜欢练武，就被母亲痛打，认为败坏了家庭的声誉。真宗因为陈尧咨文武双全，一度想让他当武官节度使，结果陈回家和母亲一商量，又被一顿揍，因为当武官辱没了文人家庭的声誉。如此种种，其实都是对唐朝军功贵族文化的矫枉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