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者最喜欢扯光荣革命，但很少提1688年光荣革命带来的“血腥法典”，在1688年到1776年之间，英国的死罪从50项增长到220多项，这些罪行大部分都是财产犯罪，甚至很多涉案金额非常之少的偷窃也成了死罪，12便士以上，刑法被称为“血腥法典”。光荣革命是上层达成了一致，跟1215年英国《大宪章》一样，底层可不要自动代入。

英国为什么要实施严刑峻法？因为英国面临贫富阶层悬殊、人口快速增长、农村人口进城、犯罪率飙升这样的问题，但英国上层认为穷人的命不是命，富人的财产权才是最重要的，于是，小偷小摸也能绞死。即使如此，英国上层仍不放心，觉得英国存在一个“犯罪阶层”，把他们送到蛮荒之地才安心，于是，178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向澳大利亚送一批又一批的犯罪的穷人，其实就是解决过剩人口问题。英国上层文人用glorious revolution来描述英国上层神仙打架，跟明朝江南文人动辄“清流”、“风骨”一样，怎么不谈谈你们的利益？穷人真的被关照到了吗？

1788年，第一批罪犯到达澳大利亚，英国不断的通过海外移民舒解人口压力，而乾隆治下的大清则陷入人口膨胀的泥潭之中，很快爆发了白莲教运动，在嘉庆时期甚至攻入紫禁城。是《大清律》不够文明才导致这一后果？本质上还是人口增长到了土地的极限。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很多人都说大清封闭自大，请问英国能教中国什么？燧发枪、后膛炮、海外移民，就这些了，不能再多了，没有粮食增产的方法，乾隆皇帝也没办法。

有人说学习英国法治，到英国留学的海军留学生严复去法院旁听，觉得这是英国崛起的秘密，跟驻英公使郭嵩焘还达成了“共识”，那个时代最后见识的人也有明显的局限。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的儿子十三岁，在去中国的路上学了中文，乾隆老爷子还夸他了。后来，他翻译了《大清律》，没想让英国人吃了一惊，说大清的法律透着理性政治的光芒，而大英帝国的判例法浩如烟海，复杂难懂，法律专业人士自动成为历史学家。这小子是汉学家，是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又是鸦片战争的推手。

《大国崛起》一副“腔调”，觉得思想解放是根本，完全无视欧洲通过战争抢劫土地、输出人口、输入金银、构建全球贸易圈让欧洲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的事实。思想随便解放，人口土地矛盾不解决，英国严刑峻法也压不住，严复学习英国海军本来就没问题，人家就是靠这个走出来的，简单明了，偏偏舍近求远，恰如很多“启蒙”爱好者，也许不够“光荣”，过于残酷无情，难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