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唐朝的财政。唐朝财政最大也为后世称道的特色，就是唐初的均田制与租庸调税收，这一制度的根源其实来源于北魏：入主中原的鲜卑人不种地，把土地均分给汉人，征收实物和调动劳役作为土地税。这种做法的坏处就是把人口和土地绑定在一起，好处则是为底层百姓置办了产业，根据产业征税，既方便管理，又减少了官吏的贪污。由于上百年战乱不断，这一制度一直到唐朝建立之初才真正在全国推行开来。

租庸调是土地税，此外还有人口税，唐朝叫户税。唐朝人口税的最大好处是只统计男丁，不统计女人，从汉朝开始农民溺死女婴的传统在唐朝有了根本性的扭转。此外还有工商业经营税。安史之乱前唐朝的主要税收就是租庸调、户税和工商业税这三部分，对于百姓的压力相对较轻，这也是后世称赞唐朝最重要的一点。税收之外，唐帝国主要通过垄断部分产品的出口专卖权获利，因此对外贸易是唐王朝特别重要的经济支柱，大唐帝国的开放之风由此而来。

不过我们阅读宋之后的史书，会发现从宋直至明清，对唐初的税制普遍评价不高。偶有赞誉，通常也是为了指责武则天——因为从高宗后期开始直至武周，唐朝出现了土地兼并，府兵制度的瓦解由此而来——这又是为什么呢？道理也简单，史书多是文人和文官写的。唐初简单的税制，核心是根据产业征税，而产业又是提前分好的，所以税收的程序就大大简化，文官们就没有了贪污的途径。唐朝文官的待遇一直不高，直至开元时期，州刺史一级的文官也日常也总吃咸菜。因为当文官不赚钱，所以尽管唐初大力推广科举，但科举制在唐代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没本事的考不上，有本事的不屑于考。宋之后治理中国的主要是依赖于科举选拔的文官，这些人自然对此不会有太好的评价。

这种简单的税制也有副作用，就是刺激了贵族的好战之风。既然当文官不赚钱，贵族便纷纷从军为将，因为当武将有更多的利益——打仗没钱了只管伸手找皇帝去要，打赢了抢的东西则是由自己先拿第一份。也是为了获得军功贵族的支持，从唐太宗开始一直到唐玄宗，唐朝一直不断对外作战。打仗需要钱，而唐朝的税手又少，因此从唐高宗时期一直到武则天直至唐玄宗初期，唐朝中央一直面临严重的财政问题。

武则天一朝的税制相对唐初没有太根本的改变，缓解财政危机主要靠少打仗。问题是少打仗贵族就没得赚钱，武周王朝最终被推翻，根源也在于军功贵族不满。唐玄宗吸取了武周王朝的教训，一方面开始推行两税制——按土地一年征收两次地租，实际上等于承认了土地兼并和均田制的失败——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大幅度放权，设节度使，给予这些人地方治理和征税的权力，缓解中央财政危机。与此同时积极对外扩张，甚至默许、纵容武将擅启战端。王玄策、高仙芝等为今人所艳羡的大唐武功由此而来，但与之相伴的则是节度使的坐大，安史之乱和后来的藩镇割据，根源也在于财政。

配图为唐代的骑马胡人俑。俑的肌肉表现，显然受到希腊雕塑风格的影响。唐人的审美水平以今天的眼光也相当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