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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澳门贸易额船问题》
整篇文章大概可以分康熙雍正以及鸦片战争为三个时间段为阶段研究,中葡以及海外列强大体以港澳为中心,围绕澳葡当局对澳门主理居住地特权的争取以及东南洋贸易为中心展开相关工作。
康熙,清政府收复台湾后,开放松江宁波泉州广州对外贸易港口并设立相应管理海关,澳门因为其夷人聚集的特殊条件设立澳海关管理(中方开放澳门的同时,也设立了广州黄埔作为外商停泊港口)。该政策使得葡人在广州贸易受到英法列强竞争,优势大减。其后,清政府颁行中国商人南洋贸易禁令,而葡人通过取得南洋经商特权而再度取得海商优势。
雍正,葡人南洋经商有所限制,雍正年间颁行澳门贸易额船管理制度,对澳门洋船限额25艘,采用登记注册、申报查验制度,保甲连坐,对于船只相关人员相关物资等严格限制,由理事官澳门同知香山知县督抚等共同管理。
澳葡当局的主理居住地特权在后期受到威胁,一是清政府试图把广州外国商行迁往澳门,想让澳门取代广州成为中国的外贸中心(感觉澳门虽然一直是天朝之地,但始终澳葡自治氛围甚重,而清政府一直有种制衡和挟寇自重的感觉);二是葡人南洋贸易随着东南沿海华人贸易的逐步开放,葡人竞争力渐失,采用了外国人歧视政策以应对列强与华人贸易冲击。
18世纪50年代,清政府撤销之前与粤海关并立的三海关,将所有外商贸易集中广州,外商只得暂住澳门。葡人只得废除在澳推行的外国人歧视政策,允许各国商号迁入,葡人对于澳门的主理居住地特权以及海洋贸易再次受到挑战。葡人因此转变了传统自主直接贸易的方式,而是通过主权地利和额船特权变成了列国航运租赁业务的服务商。(可能包括鸦片贸易,这样鸦片战争的起始原因除了中英冲突外,多了一份澳葡的色彩)
鸦片战争之后,香港岛割让,东南五大口岸开放,澳门独特优势丧失。澳葡为了保证利益,致力于发展澳门自由贸易港来应对香港开放的新压力,同时,中方也希望能够通过发展澳门来应对港英当局。
当然,结果是显然易见的,这时的口岸不再属于中国,也更不会属于澳葡,既非对等,制衡也是难以实现的事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