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看了很多部纪录片，尤其是国内的独立纪录片。这些独立纪录片的导演没有庞大的摄制团队和立项资金，也可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结构性问题的探究与边缘人群生存状态的影像呈现往往是独立纪录片不约而同的主题。可以说长期被城市与校园的双重象牙塔喂养的我，在这些纪实性的影像中打开了一扇看向他者窗户。

留守儿童、失学少年、流浪者、打工仔、妓女、下岗工人、罪犯……这些出现在社会新闻的版面或慈善晚会中的身份，在纪录片单调的日常镜头里被具体的面孔所逐个击破，又在纪录片之外被「底层题材」一言以蔽之地谈论。因此我也觉得拍摄与观看本身是极残酷的，不论是镜头还是双眼，凝视本身就具备侵略的因素。于是，「看」的姿态也与良知有关。

最近因为读了评论家朱其的一篇文章，题目非常直白，叫《当代艺术如何言说底层》，批评从九十年代至千禧年间当代艺术中对底层社会的「形象挪用」，艺术家将底层社会的形象作为一种“视觉资源”，“这种社会形象的窃取和挪用是为了开拓一种形象议题，从而在国际展览体系或者新艺术批评中获取一种新艺术身份”。简单来说就是艺术家消费了承受着结构性不公的社会群体，将他们作为创作素材的同时却并没有在作品的报酬或署名上分给他们任何实质的益处。而在对这类题材的取用中，艺术家坐实了自己社会活动家的新标签。

（我在美院时也亲历与耳闻过这样的课题，老师要求你找个“工人”来“做作品”，最后给出的方案建议是挖个坑让水管工在地下唱歌。）

而在那篇批评文章里，恰恰以九十年代后期兴起的民间纪录片与之比较，比如杜海滨讲述流浪儿童的《铁路沿线》、王兵拍摄东北下岗工人困境的《铁西区》等等。而这些纪录片所呈现出的面孔与「形象挪用」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在拍摄者（创作者）的自我退场，而被摄者的主体性透过旁白式的影像浮现出来。在影像的中介下，另一端的人们通过对陌生个体主体性的体味，祛除或修正种种偏见与刻板印象。一方面，这需要纪录片导演对表达之尺度的拿捏；另一方面，也考验着导演与拍摄对象之间的默契。

国内拍摄独立纪录片的导演中，周浩、王兵、蒋能杰和徐童几位导演的作品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或者说“信任”，因为他们的作品中几乎没有猎奇与刻奇的成分，能感觉到镜头之外，那个摄制的主体对被摄的主体的尊重。

以下是我所看过这几位导演的影片中非常推荐的几部，当然他们的作品并不止于此。最近看到周浩导演开通了自己的b站会员频道，自己上传片源，而蒋能杰导演也一直在微博宣传自己的乡村公益项目和小型放映会，在网络上上传自己的片源，可见独立纪录片仍然是影像传媒中被边缘化的部分。而中国独立纪录片的佳作亦颇多，这片土地上还有很多未被看见的困顿，聚焦于此的影像是一个凿壁偷光般的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