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神马研究都有# 一篇论文，关于孤独症、照护者，与家庭治疗。

📄 安孟竹.从“治疗孩子”到“治疗家庭”:家庭治疗在孤独症谱系家庭中的性别化实践[J].妇女研究论丛,2024(02):47-61+101.

🌟在许多家庭治疗的典型案例中，治疗求助都起源于对家中某一成员的“症状”觉察。这个显露出特定“症状”的家庭成员被称为索引病人( index patient)。

在孤独症孩子的家庭中，被识别为“症状”的往往是“患病”孩子异乎寻常的行为表现，在宋玉华的儿子晓康身上体现为不稳定的情绪，而在赵莉的小儿子身上则体现为频繁的尖叫和夜哭。

然而，家庭治疗并不孤立地看待这些“症状”，也不会仅仅聚焦表现出“症状”的个体，而是试图从这些作为“表象”的个体症状入手，导向对家庭关系、结构、互动模式的分析与揭示，从而让家庭成员的注意力从个体症状的表象转移到需要重置的家庭关系上 。

🌟笔者从事家庭治疗的朋友Alvin 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描述了这种家庭关系中的“相互作用”。他认为，家庭就像一个不同齿轮相互啮合的装置，其中“每个成员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亲密关系里的他人，乃至整个家的运作; 受到影响的家庭系统又会反过来作用于个体。家，就是这样一个在个体与个体、整体与个体的回路中持续不断进行连锁反应的‘系统’”。用Alvin 的话说，在这样一个系统里，孩子与父母的情感反应往往是“共振”的。

🌟家庭治疗师Alvin 曾经与一间特殊儿童干预中心合作，为这间干预中心的孩子家长开办家庭关系工作坊和家庭治疗体验活动。Alvin 发现，参与活动的家长们容易被孩子的状况牵着走，很难关注自己和伴侣:很无奈，家长的关切总是在孩子身上，如果孩子某段时间进步大一点，家长的心情也相对舒展，如果孩子的( 康复) 训练遇到了一些阻碍、没什么进步，家长就容易沉浸在沮丧和挫折感之中。

Alvin 认为，这种“过于关注孩子”的情况正是家庭治疗需要识别、干预的“问题”，但短期的工作坊与治疗体验却难以让他的工作见到实际成效。

被Alvin 视为“问题”的这种“过于关注孩子”的情况在笔者认识的家长中间十分普遍，其背后是孩子的诊断带来的生活重心的转变，以及在日复一日的照护实践中形成的“惯习”。

一位11 岁孤独症男孩的妈妈告诉笔者，在儿子确诊孤独症之前，热爱旅行的夫妻二人每年都会共同出游，儿子确诊孤独症后，陪伴他进行康复训练成了家里最重要的任务，夫妻二人已经有七年时间没有一起旅行过。

除了康复训练外，一些与孤独症相伴的特殊需求也要求家长们耗费时间精力来进行特殊安排，比如为伴发肠胃敏感问题的孤独症孩子准备特殊的食物、时刻注意屏蔽环境中的噪声以便降低对声音敏感的孤独症孩子受到的刺激等。作为孤独症人士的家庭照护者，他们需要随时保持对孩子状态和需求的敏锐觉察，甚至养成了对孩子“过度保护/控制”的倾向。

一些有经验的“老家长”告诉笔者，养育孤独症孩子是一个亲子之间“相互驯化”的过程，在与这个有特殊需求的孩子相互磨合、调适的日常生活中，家长们逐渐形成了特定的关注焦点、沟通方式和情感态度，有时甚至会将他们的“自我”投射在孩子的身上。

正如赵莉回顾自己刚从“商场女强人”转型为“全职妈妈”时的感受:那时候我总是能在孩子身上看到自己作为母亲巨大的失败……我想不起我女儿是怎么长大的……我儿子在康复机构里尿了裤子，我连给他换个纸尿裤都做不好……

🌟萨林斯将亲属关系的核心定义为“存在的相互性”( mutuality of being) ，他认为，亲属之所以为亲属，就在于他们相互参与、感受着彼此的生死爱恨，在亲属关系之间，经验是跨越个体的，而自我也分散于他人之中，也就是说，亲人之间已然成为彼此的一部分。

这种存在层面的相互纠缠尽管被人类学家视为亲属关系的固有特征，但在家庭治疗的视角下却是“有毒”的。

家庭治疗认为，一个理想的、良性运转的家庭系统应该由彼此独立、自我负责的个体构成，家庭成员之间只有保持清晰、有弹性的“界限”，才不会把自我的需求投射在亲密他人( intimate other)身上，不会“代替”彼此去感受和应对外部世界。

研究家庭治疗的人类学者发现，中国的家庭成员之间常常存在一种相互包裹( enveloped)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父母往往过深地卷入孩子的生活，而孩子也背负了太多家长的期待，家庭互动中的不良感受也往往来源于此 。治疗师干预的目标就是协助来访者对这种不健康的、彼此裹挟纠缠的关系进行适时的“切割”，也就是说，父母需要懂得从孩子的生活中抽离，而孩子也要学着为自己的人生做选择。然而，孤独症家庭面临的特殊照护任务让这样的“切割”变得尤为困难。

🌟年轻的妈妈艾玲在分享环节中反思了自己和家人的相处中表现出的“掌控型人格”。

在艾玲看来，这种“人格”的形成源于她一直在家里扮演着女儿的“特教老师”和“母亲”的双重角色:孩子什么时间吃饭、什么时间上厕所、洗脸刷牙的时候先干什么后干什么，每一个步骤几乎都是按照我的指令来做。我自己好像也慢慢变成了那种喜欢发号施令的“掌控型人格”。不光对我女儿这样，对我老公也是这个态度。

艾玲的女儿桥桥上小学四年级，5 岁时被诊断为孤独症，之后艾玲便辞去出版社编辑的工作全职照顾孩子。她试图抓住日常生活中的每个机会给女儿灌输规则意识、锻炼她的自理能力，玩具掉在地上，她会要求女儿自己捡起来，无论女儿动作多慢，她都试着让女儿自己练习穿衣服、穿鞋子。艾玲强调: “我不是为了让她变得和普通孩子一样，我就是想让她顺利留在普通小学，不被老师和同学排斥!”

然而艾玲也承认，这种将康复训练融入生活的做法已经让她形成了某种“给指令”的习惯，有时候自己也会不自觉地把这样的态度带进夫妻相处中，以至于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婆婆总觉得她对待孙女和儿子的态度“过于强势”，这也让婆媳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尽管艾玲也能意识到自己语气间流露出的“强势”，但婆婆的态度依然让她感到很委屈，觉得自己为女儿的将来打算的苦心不被理解。当她向丈夫抱怨自己与婆婆的争执时，丈夫却“一心只想逃避”，这让艾玲更加恼怒，“好像整个家里只有自己一个人在为孩子的未来操心”，于是冲突又从婆媳之间转移到夫妻之间。

治疗师建议艾玲尝试与婆婆分开居住，不要让上一辈过度介入小家庭的生活。在家庭治疗的视角下，艾玲家中彼此之间的不满和愤怒与家庭成员之间界限不清以及夫妻、婆媳与亲子之间的问题过度融合、“搅在一起”有关。然而，女儿桥桥的日常照护实际上离不开婆婆“免费”的劳动协助，尽管艾玲可以负责与桥桥的教育相关的一切，但为全家准备早晚餐的工作依然由婆婆承担。理想的人际界限与照护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治疗师的观察与家长的自我反思似乎都在揭示，在养育孤独症孩子的家庭里，“母亲的焦虑”会变成他人压力的来源、家庭不良互动的核心。然而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过度焦虑”的总是母亲?

在笔者看来，这种性别化的“焦虑”实际上与家庭性别化的照护分工密切相关。

如前文所述，在中国，为孤独症孩子谋求一个有尊严的未来往往意味着家庭要在孩子的康复、教育等方面投入巨大的资源和心力。在公共福利支持不足的背景下，这往往意味着父母中间至少需要一人成为全职家庭照护者。而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常常迫使这些家庭做出“女性回家” 的抉择———父亲们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日复一日的照料工作则变成了艾玲和宋玉华这样的全职妈妈的生活主题。作为照护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妈妈们的生活几乎每时每刻都与孩子绑定在一起，难有喘息的空间。

正如杰森·丹利( Jason Danely) 所指出的，照护本身也是一个情感生成和流动的实践过程。在与孩子朝夕相对的日常照护中，母亲们更为敏锐地感知着孩子行为和情绪的变化，更为切身地体会着日常照料中的疲惫与挫败，同时也造就了家庭治疗视角下过度纠缠、界限模糊的亲密关系。

另外，性别化的分工也让男性相对远离密集而琐碎的照护劳动，很少感受到与一个孤独症孩子朝夕相对的挫败和疲惫，回到生活空间，他们要么像艾玲的丈夫那样“逃避”婆媳纠纷之类的家庭事务，要么像宋玉华的丈夫一样以相对疏离的态度看待孩子的情绪失控、责备母亲的错误应对。

这种冷静、“理性”甚至有些“冷漠”的情感态度恰恰源于男性对烦琐家庭事务的不介入或少介入，因而才让深度卷入照护生活的母亲们更加愤怒。

在这个意义上，被治疗师视为具有破坏力的、在家庭系统中转化、给他人带来消极影响的“母亲的焦虑”，实际上是缺乏社会支持的养育劳动的副产品，是性别化的照护安排所生产出的性别化的苦痛( gendered suffering)。

它的悖谬在于，母亲之所以成为那个家庭系统中给他人带来太多情感压力的存在，恰恰是源于她们对家庭生活的承担和付出。

🌟艾玲依然常常陷入矛盾，意识到自己的焦虑、掌控型人格和强势的她开始参加一些“正念练习班”，想做出一些自我调整来改善家中剑拔弩张的氛围，但每每看到丈夫在婆媳纷争中逃避的态度，或是自己做出了改变却得不到家人的回应和支持时，她总是难以抑制地感到失望，离婚的想法一直盘踞在她的脑海中。

治疗师告诉她，家庭治疗并不反对分离，在难以调和的家庭系统中，适时的分离才能让被束缚的个人走向良性的自我发展。

然而，女儿的照护是艾玲面对的最实际问题，养育一个孤独症孩子在经济和劳动上的要求是她难以独自承受的。一位“老家长”朋友直言不讳地告诫她: “如果你有本事，就离婚; 如果你没本事，就好好维护你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里，性别化的照护安排也间接加剧了女性对男性的经济依赖。

讽刺的是，尽管强化家庭功能是家庭治疗的目标之一，但艾玲之所以既难以改变也无法挣脱目前的家庭，亦是基于“功能性”的考量。作为孤独症孩子的母亲，她只能降低或放弃对亲密关系的情感追求，让难以成功“重塑”的“自我”悬置在摇摇欲坠的婚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