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传染病，中医治疗效果远远胜过西医，卫生部震惊，毛主席亲自接待，如今却被雪藏。（标题党一次）

今天跟大家回忆一段建国初期的医学历史。

（一）疫情

1949年，新中国成立。
1950年8月，北京、天津两地爆发“大脑炎”疫情，病人往往突发高烧（一般烧到39°C以上），伴有头痛、呕吐、嗜睡、昏迷、烦躁、头颈强直、四肢痉挛等，严重者会死亡，总体死亡率达到30%-50%，很明显，这个死亡率比2002年的SARS和2020年的新冠都严重得多。

这“大脑炎”到底是什么？
后来有人搞清楚了，这是“日本脑炎”。这是由一种病毒引起的传染病，因为首先是在日本发生（1871年），并且1934年由日本学者首次从这脑炎患者脑组织中分离出了病毒，当时被命名为日本脑炎病毒，后来称之为乙型脑炎病毒。
我们国家过去一直称之为“大脑炎”，1952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做了统一规定，定名为“流行性乙型脑炎”。

流行性乙型脑炎的发生跟季节有很大关系，通常发生于夏末秋初，婴幼儿和老人都可传染。
1950年8月北京天津那次“流行性乙型脑炎”疫情很严重，北京市共发现了患者和疑似患者300多人，死亡近百人；天津共发现患者105人，死亡27人，两地死亡率接近30%。
这么严重的疫情，当时的国家卫生部不得不紧急召集军委卫生部等单位代表、专家共同研讨应急对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旧有的歧视中医思想影响下，中医一度遭到排挤，突出表现就是中医不被允许进入医院参与疾病治疗，1952年卫生部要求将乙脑患者一律收入医院诊治（医院都是西医），这就意味着中医失去了治疗乙型脑炎的机会。
上面是本文背景。
当时西医是怎么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呢？简单地说，没有特效药，只能是对症支持治疗，跟现在差不多。我们参考1952年出版的《实用内科学》（第一版）对乙脑治疗的描述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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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内科学》是西医权威专家们编写的，时至今日，已经出版了第16版（2022年）了，它绝对算得上西医权威。1952年，该书坦诚说到：无特效疗法（如上图所示），一般除了卧床休息，注意营养外，可试用退热剂。必要时可鼻饲或注射法维持营养及水分。烦躁不安者可镇静。

西医治疗乙脑，效果如何？

数据表明，当时的乙脑基本上都是西医治疗，死亡率35%-50%不等，反正就是很高，要知道当时乙脑分为轻型、重型、极重型，如果是重型或者极重型，来医院时已经昏迷或者抽搐了，那就意味着基本没戏了。我们现代人没经历过当年乙脑疫情，可能感受不够直观，但我们经历过2002年的SARS（死亡率10%以下），2020年的新冠（死亡率3%以下），乙脑的死亡率远高于后两者。

难道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更多人死掉么？

（二）初露头角

1953年，济南市爆发乙型脑炎。
当时西医为了快速给病人降温，采用了冰敷，并且用了磺胺类制剂，还有青霉素、链霉素、金霉素、氯霉素等抗生素，还有一些退烧药。然而，治疗效果并不明显，死亡率非常高。

很明显，大家都知道乙型脑炎是病毒性疾病，抗生素只能是治疗并发的细菌感染而已，对病毒本身是没有任何治疗作用的，此外，单纯的退烧药等对症治疗根本无法缓解病情，死亡率高达50%，基本上来两个死一个，我们现在人根本无法体会医者当时的窘迫无力和病人的恐慌不安。

当时那种环境，一旦你被蚊子叮咬了，发烧头痛呕吐了，意味着一只脚踩入了鬼门关。
济南市卫生局不打算坐以待毙，一改常态，紧急组织中医、西医进行抢救，并且把病人分成中医中药治疗组、西医西药治疗组对照观察治疗。

我现在无法查询到为什么当时济南市卫生局要做这样的安排，理论上来讲，能治病的就应该用上，不应该分组治疗，这样对病人是不利的。但对于卫生局来讲，他们也许是为了更快寻找出有效的治疗办法，然后迅速推广开来，或者有其他目的，我们不妄自揣测。

中医中药组由吴少怀（1895-1970，时年58岁）、韦继贤（1895-1976，时年58岁）、刘惠民（1900-1977，时年53岁）、周风梧（1912-1997，时年41岁）四位经验丰富的中医师负责。

经过细心诊断，四位中医认为，这次流行性乙型脑炎疫情的相关症状属于“湿温病”，而且“热重于湿”，治疗方面应该“辛凉淡渗、芳香开窍”。于是，将白虎汤（生石膏、知母、粳米、甘草）加广犀角、飞滑石大锅煎熬，让病人服用。此外，还根据病情不同，分别给病人服用“局方至宝丹、安宫牛黄散”进行口服或者鼻饲。

经过短期治疗，中医组12名病人全部痊愈，无一人死亡。至于西医组战况如何，未能查询到具体数据。
四名中医对本次治疗非常满意，事后专门撰写了详细的总结报告。可惜的是，这次报告并没有引起重视。中医能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事实没有宣传开来。

1954年是个转折年。

这一年，毛泽东主席做出关于重视中医、推动中西医结合的指示，为中医进入医院参与传染病的治疗提供了重要保障。

也是1954的夏天，石家庄市连续7天暴雨，天气潮热，外加洪水过境，灾后蚊虫滋生，很快爆发了乙型脑炎。由于西医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病患死亡率一度高达50%。

为了控制疫情，时任石家庄市卫生局局长的袁以群（1914-1977，时年40岁）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把当时石家庄市内一些中医诊所里比较知名的中医召集起来，其中最出名的是郭可明中医（1902-1968，时年52岁）。

（三）力挽狂澜

我们现在知道郭可明是著名温病学家，但在当时，郭可明就是一个土得有点黄的诊所中医，说话地方口音很重，声音也不大，怯怯弱弱的样子。

但正是郭可明为首的中医团队，在危急关头，力挽狂澜。

郭可明出自中医世家，祖父、父亲都是乡里有名的中医，石家庄卫生局局长袁以群把这些高明的中医医生召集起来，组成中医治疗小组，并且以郭可明为首。

实话实说，郭可明当时也是没有任何经验，但他在观察了一些乙脑病人后，认为相关症状属于传统中医的“温病”中的“暑温”范畴，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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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出名的温病学家是明清时期的，尤其是清朝的叶天士（1667-1745，著有《温热论》），和吴鞠通（1758-1836，著有《温病条辨》）。

郭可明等人正是借鉴了这几位前辈的温病学说，认为当时的流行性乙型脑炎，无论是发病季节、还是临床表现，都跟温病基本相同，即便不能说温病就是乙脑，起码乙脑包括在温病范围以内。

当然，当时被请去对抗乙脑的中医不仅郭可明，还有很多其他的著名中医师，有些人认为乙脑不是温病，而是伤寒，应该按汉代张仲景（著有《伤寒杂病论》）的治法来对付，他们认为应该用麻黄汤，或者小柴胡汤，或者四逆汤来治疗这些危重病人。
但郭可明温病理论认为当时的乙脑应该用清热、解毒、养阴的方法，方剂以白虎汤、清瘟败毒饮为主。

对于石家庄市卫生局袁以群来说，这么多中医给出了不同的见解，他要从中找出最有可能是治疗有效方案的难度很大，不管怎么样，结果袁局长选择了郭可明，选择了温病理论，这个结果到底是讨论出来的，还是经过临床验证得出来的，我已经查询不到了。
袁局长计划让中医小组先治疗7天，先观察一下疗效，再说后续的治疗方案。中医小组（郭可明为首）进驻传染病医院后先接手了3个病人，接着又接收了7个病人，治疗了7天，病人不但都没有死亡，病情还都得到了控制。

这下袁局长备受鼓舞了！

袁局长当下决定，所有住院病人都要接受中西医合作治疗（当时还没有“中西医结合”一词），所谓的合作，是先由西医对病人做检查确诊，然后由中医开方用药。

当时西医的诊疗方案是：抽脑脊液、查血、补体结合试验、输液；使用的抗生素以青霉素、链霉素为主；应用的镇静剂只有水合氯醛、苯巴比妥；再加上安乃近、阿司匹林等退烧剂；配合物理降温，使用温水擦浴、酒精擦浴等。

而中医小组的方案，上面说过了，是清热、解毒、养阴的原则，以白虎汤（出自汉代张仲景《伤寒论》）、清瘟败毒饮（出自清代余师愚《疫疹一得》）为主。这个方案的主要药物是大剂量生石膏，配合使用安宫牛黄丸和局方至宝丹。

1954年在这种治疗方案的指导下，经中西医合作治疗（事实上主要是中医辨证中药治疗）的34名乙脑患者，无1例死亡，全部治愈，不留后遗症，取得了奇迹般的效果！此外，众多中医医生也发现，凡是按照温病治疗原则的，都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这下不得了了，袁以群局长大为振奋啊，他亲自督导，马上组织中医治疗小组认真总结了治疗成功的经验，以及在治疗中曾经走过的弯路。

中医治疗方案重点强调了四点：
第一，借鉴使用民国名医张锡纯（1860-1933）的变通白虎汤治疗热病以及临床运用生石膏的经验；
第二，运用余师愚《疫疹一得》中治疗疫证善用清瘟败毒饮的经验；
第三，强调了关键药物的使用，比如生石膏与野台参配伍，组成了人参白虎汤，重用羚羊角、犀牛角（现在已经禁用了）以及安宫牛黄丸（散）以清热解毒开窍醒脑，重用蜈蚣、全虫等药镇惊止抽，平肝息风，选用上乘金银花、菊花以清热解毒；
第四，总结提出了治疗过程中的“五忌三怕”，忌汗法、忌泻下、忌利小便、忌用辛辣刺激兴奋等药、忌冷敷（这点跟西医观点矛盾）；怕过度穿刺抽血、怕不当使用镇静药、怕过度输液（这些都跟西医观点矛盾）。

1954年石家庄取得了疫情的成功，但疫情还没有完全远去。

1955年石家庄依旧有乙脑病例，当年继续用中西医合作治法，这一年的治愈率达到92%，死了几个病人，我看后来的分析，有些病人是发病很晚了才来医院，有些病人可能合并了其他疾病，来不及治疗就死掉了，但92%的成功率，依然是让西医治疗望尘莫及。

（四）荣光与坎坷

接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