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你已经对超边际分析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我们再进一步看看如何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进行经济学研究。假设社会由两个人组成，每个人必须消费两种产品，即食物和衣服。每种产品有3个变量：（1）自给自足量；（2）购买量；（3）销售量。两种产品就有6个变量。每个变量可取正或零值，则可能的决策共有64个。例如自给但不买卖食物（自给量为正，买量和卖量为零）且买衣服（自给量和卖量为零，买量为正）。这在数学中是个6变量的2组合问题，可能的角点和内点解的数量是26=64。其中有一个为内点解。如果有m种产品，可能的角点和内点解的数量是23m。其中m是产品数，3表示每种产品有3个变量，共有1个内点解。如果有3种产品，那么可能的角点解数量就达23×3-1，共有511个可能的角点解和1个内点解。如果产品数量再继续增加，则可能的角点解就会变成一个天文数目。
你选择了经济学专业，这就意味着经济学专业的活动水平为“正值”，而化学、物理专业的活动水平为“零值”。但在经济学专业内，无论你在微观经济学课程上多花一点精力，还是少花一点精力，你的决策值都是“正值”。如果一个决策变量之最优值是其最大或最小值，最优决策之解就被称为角点解。
新兴古典经济学使用的基本方法是超边际分析。
一个人绝不会同时购买和生产同一种商品，而且最多只卖一种商品，尽管他可以生产几种商品。我们将这称为文定理，因为文玫（1996）将这一命题推广到了一般准凹效用函数和非常一般的生产条件。文定理意味着，那些可能成为最优决策解的数目，比所有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要少得多。
超边际分析就可以分为3个步骤：第一步，利用文定理排除那些不可能是最优的角点解。第二步，对剩下的每一个角点解用边际分析求解，求出每一个局部最优值。第三步，比较各角点解的局部最大目标函数值，就可产生整体最优解。
组织效率、分工水平、市场网络规模这些概念，同总量需求和宏观经济学有关。而资源分配效率、产品的生产消费量、相对价格这些概念，则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有关。因此，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宏观、微观经济学分析是一个统一框架中的两个层次。在这个框架中，角点均衡的分析解决传统的微观经济学问题，而全部均衡则解决传统的宏观经济学问题。
组织效率一般与生产力的变化有关，而资源分配效率则是给定生产力（或稀缺性）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中。更重要的是，组织效率与有效率的市场网络规模有关。在我们新兴古典的框架中，市场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分配资源，而是寻找最优市场网络规模，尽量利用分工的网络效应，使社会生产力增加，从而减少稀缺性。
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与之相反，指的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各种产品的相对消费和生产量达到最优。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帕累托最优（效用最大化）与生产可能性边界是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是，新兴古典经济学却不是这样。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不同的分工水平产生了不同的生产转换函数，生产可能性边界是最高的那条转换曲线。分工水平越高，生产力越靠近生产可能性边界。但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效用最大化的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因此，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帕累托最优不一定与生产可能边界吻合。而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市场生产力的推动力量，是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的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可以通过提高生产力而减少稀缺性。也就是说，由于分工的发展，同样的资源可以用来生产更多的产品。所以，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是新兴古典经济学题中应有之意，而不需要另外的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来处理。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第一福利定理不但意味着市场竞争能有效地分配资源，而且能选择有效的分工结构。
什么样的结局对全社会而言才能称得上最优呢？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同意，帕累托最优境界是对社会最优的状况。所谓帕累托最优，是指社会达到一种资源分配和分工结构时，不可能在不减少任何其他人效用的条件下再增加一个人的效用。前面提到的定理意味着，如果超边际分析中每个角点均衡是局部帕累托最优的，则全部均衡必定是帕累托最优的，因为全部均衡是每个人效用最大的角点均衡。这也是所谓第一福利定理的内容。
李嘉图在1817年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被认为是现代贸易理论的基石。但尽管如此，李嘉图模型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李嘉图模型中存在着角点解，传统的边际分析不能应用于该模型。也就是说，在李嘉图模型中，一个国家（或个人）面临的是贸易或不贸易的决策问题，属于一个组织结构问题；而新古典的边际分析只能解决贸易多少，即资源分配的问题。
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冲突的故事。他们假定所有的人都天生一样，生产中存在着无止境的规模经济，而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从消费考虑，产品的种类越多越好；但从生产考虑，产品的种类却是越少越好，因为产品的生产规模越大就意味着成本越低。但是，由于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和资源的有限，当消费品种类增加时，每种消费品的生产规模就会缩小。它与规模经济相结合就意味着每种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价格上升，消费者的效用下降。市场竞争会去折中这种两难冲突，达到某种垄断竞争的均衡，这个均衡虽然只是次优的，但是它却在垄断不可避免的约束下能将消费者的净福利最大化。若人口规模或可用资源增加，则市场折中这种两难冲突的余地就增大。所以，一个规模扩大的统一市场，会使生产率和产品种类数同时增加。由于国际贸易能增加整个世界市场的规模，就使得折中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加大，所有人都将有更多机会消费更多样化和更廉价的产品。这个模型中，不存在李嘉图所说的外生比较优势，但因为规模经济的存在，如果人们后天选择不同的专业，则斯密所说的后天比较优势就会出现。
贸易理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一种是以李嘉图为代表。在斯密看来，人们可能生下来差别并不大，但由于后天选择不同的专业，因而产生了生产不同产品的不同生产效率，这种由劳动分工产生的绝对优势，是贸易好处的根源。而李嘉图则认为，这种绝对优势并不是产生贸易好处的必要条件（虽然是充分条件）。他举英国和法国的情况做例子说，虽然英国生产工业品和农产品的效率都比法国高，但如果两国工业品生产率的差距比农产品更大的话，则英国可以专业生产工业品，法国专业生产农业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而使双方都能获利。这就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利益）说。
新兴古典贸易模型可以同时解释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的正负关系。当交易效率高时，两者的关系是正的；当交易效率低时，两者的关系是负的。因此，人口规模本身并不能解释生产率，决定生产率的关键因素是交易效率而不是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