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位法学教授们的最小单位堡垒# 赵宏、罗翔、陈碧和李红勃都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也是相交二十多年的老友。在过去的几年里，尽管困难重重，性价比日益低下，这个小共同体始终没有放弃一种越来越少见的、骑士般的道德责任：发出声音，不计成败，保护那一点点、脆弱的常识。

赵宏、罗翔和李红勃是在政法大学读研时的同学，住一栋宿舍楼里。陈碧加入得比较晚，是来法大任教后才认识了其他三人。四人性格各异，所学不同，但这段友谊从他们的青年时代顽强而坚固地维系到了中年。早年一起喝大酒侃大山，中年一起写普法性质的法律评论，常有争吵，也常批评对方的文章写得不行，但这不影响他们频繁相聚，每年为彼此庆祝生日。

罗翔身上有着最强烈的理想主义气质，文章也是如此，“他的套路是从案件至法条再至法理，最后上升到政治哲学，结尾一定是‘惟愿公平如大江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也因此，他在群里被大家戏称为“法治之光”。

赵宏是那种眼神和声音都很柔和的人，但有着锋利的笔锋，常让朋友为她捏一把汗。因为研究德国公法的关系，她的文章拥有更加严谨的逻辑性，注重对法律条文体系、逻辑和字句的分析。同事常推荐不擅长写学术论文的学生去读赵宏的评论，“那几乎不能叫随笔，而是小型学术论文。”

陈碧最自由，不太在意外物，几年前在评副教授的过程中，她彻底厌倦了学术圈的游戏，此后再也没有写过学术论文。她的评论文章很少阐释复杂的法理，也几乎不炫耀专业术语，非常擅长写深入浅出的故事，常有神来之笔，是群里的“金句王”。李红勃是四人中最温和的一位，文章也写得平实克制。

如果要追溯写作（以及这段友谊）的起源，可能要追溯到十几年前的读书会。那时候赵宏、陈碧、罗翔和李红勃都还是刚入职大学没多久的青年教师，年轻，贫穷。他们都喜欢看书，不记得是谁最先提议的，大家决定一起办个读书会，互相督促，看一些比较艰深的书。他们四个人每周约在车公庄附近的一个茶馆里，一百块钱一壶茶，送瓜子，谁兜里有钱谁买单。

无论是否拥有才华和野心，这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很快都在沉闷的学术体系中遭遇挫败，论文发表艰难，职称评级落选……罗翔在一篇文章回忆过，四个人曾在读书会上探讨，如果一辈子都是讲师，他们能否从容尽职地做好一名老师。他们相互鼓劲儿，努力成为称职的老师。

讲师收入微薄，为了增加收入，赵宏、罗翔、李红勃还曾做过几年法考的老师。那时候还没有网课，每年集中在暑假七八月份讲课。李红勃记得，他们几个年轻力壮，便宜好用，那两个月，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坐飞机飞往不同的城市，经常凌晨三四点的飞机落地，睡不了几个小时，早上八点就要进教室讲课，一讲就是七八个小时，“每天都是扶着墙进去，扶着墙出来。”他说。有许多同行瞧不上他们这种奔忙逐利的行为，但得益于这段经历，他们几个人后来都成了大学里很受学生欢迎的老师，都拿过学校里教学优秀的奖，“就是那时候市场训练的，因为你讲不好就被市场淘汰了。”李红勃说。

在后来不断的写作中，四个人都保持着持续的成长。“什么事情都不能拯救你，除了写作”这句话，成了“法律圆桌”的slogan。

人多独活，因而脆弱，容易被生活俘获绞杀，走向沉寂，但赵宏时常感到庆幸，他们四人认识了二十多年，她有时候看照片，会发现大家的面容的的确确都老了，但四个人的相处好像还和年轻时读书会一样，每个人都经历了人生中不能回避的痛苦与挫败，但彼此鼓励着，玩笑着，谁都没有变成委顿认输的中年人。

图片：左起依次为罗翔、赵宏、陈碧、李红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