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严复传播的进化论对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巨大影响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但它对中国思想界所产生的天翻地覆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完全是外来的新观念造成的，而是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其根据。

在中国古代，固然有道家虚静无为和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说法，但也有儒家公羊三世说，墨家的“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的“尚力”论，韩非的“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的变法思想，以及《易传》的“穷则变，变则通”的变易观。

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就是以公羊三世说（从“据乱世”进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作为自己变法的理论基础的，他同时也在《诸天讲》中对进化论的前驱康德星云说进行了热情的介绍。同样，严复在所译《天演论》的按语中也大谈康德的星云说。然而，更能说明严复在翻译和介绍进化论时的期待视野的是，他并没有翻译达尔文本人的著作，而是选择了达尔文的辩护者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并把题目改为《天演论》。

有人指出，这一译名表明在严复那里，“进化论并不仅仅被视为生物学的理论，它一开始便被理解为一种普遍的天演之学，从而获得了世界观的意义”，“这种思维倾向显然有别于西方的实证主义，在本质上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更为切近的关系”。

至于这本书的翻译，也决不符合他所提出的“信达雅”的原则，尤其是“信”的原则，而是“有选择，有取舍，有评论，有改造，把它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联系起来”，例如他大刀阔斧地删除了原书中有关科学的范围、科学的价值、科学的本质及其确定性等具有本体论层次但却不合中国人胃口的部分。

显然，在他看来，如果原原本本地遵从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和“优胜劣汰”的生物学原则，并且像斯宾塞那样把它直接转用于人类社会，它就仅仅是一条理论上的客观的科学原则（所谓“任天为治”），将会导致“劣败民族必然淘汰”的残酷结论，甚至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提供理论根据；只有像赫胥黎那样将进化论理解为一种主观的实践原则（所谓“与天争胜”）即伦理原则，才能起到激发国人起来抗争的积极作用。但这样一来，达尔文进化论在伦理上中立的原貌就被掩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