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孟英精于治痰，认为“痰”系津液受灼而成，多责之于“火”。
“痰饮者本水谷之悍气……初则气滞以停饮，继则饮蟠而气阻，气既阻痹，血亦愆其行度，积以为瘀”。
痰、火、气三者互相胶结，互为因果。其治痰重在清涤，常“四竹”（竹叶、竹茹、竹黄、竹沥）并用，选用清热蠲痰、肃肺涤痰、清涤伏痰之温胆汤、小陷胸汤、当归龙荟丸、礞石滚痰丸等，得力于枢机气化，清之、展之、泄之、降之，以舒展气机。
俾一身治节之令，调其愆而使之不愆，逆火、留浊、郁热、滞痰咸得下趋，痰行热降，则诸恙自瘳。
如鲍继仲医案：于季春望日，忽发冷，喘汗欲厥。去冬服胡某肾气汤，久不吐痰。孟英视之，曰：“脉沉弦而软滑带数，是素患痰饮而误服温补所致。病在肺，肺气展布，痰始能行，虽属久病，与少阴水泛迥殊，辨证不明，何可妄治？
初服颇若相安者，方中附、桂刚猛直往无前，痰亦不得不为之辟易；又得地黄等厚浊下趋之品，回护其跋扈跳梁之性。然暴戾之气久而必露，柔腻之质，反阻枢机，治节不伸，二便涩少，痰无出路，愈伏愈多，一朝卒发，遂壅塞于清阳升降之路，是以危险如斯，须知与少阴虚喘，判分霄壤，切勿畏虚妄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