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年代,一个过来人的回忆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街道居委会的干部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鼓动下,看着墙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读着报纸上亩产粮食一万斤的新闻,看着处处冒烟的炼钢土高炉,听着上级领导催人奋进的报告,办起了公共食堂。说是要让人们过上共产主义的生活,各家各户砸了锅(送去炼钢)、拆了灶,一天三顿统一到居委会办的公共食堂去吃饭。
那时候的老陈还是个孩子,既不懂政治也不懂经济,只是在朦朦胧胧中感到好玩。开始食堂里饭管饱,菜肴也丰富,有荤有素,有汤有水。他和他的小伙伴们吃饱了饭,就扛着木棍当刀枪,排着队伍把儿歌唱。至今还记得的儿歌歌词已经无多,但有一句他终生难忘,“1958年,一只大饼卖三年”。那时候他不知这句话的意思,长大了他理解为:当时城乡处处在放“卫星”,农村甚至放出了亩产万斤粮的大卫星。人们误解为粮食多得吃不了,连街上早饭店里做的大饼,放了三年都没卖出去。可想而知,当年的浮夸风严重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它的客观规律。违背了客观规律就会遭到“惩罚”。
公共食堂大锅饭式的生活好像没多久就过到了头。以食堂的早饭为例,粥由原先的厚粥变成稀粥了,原先的淡馒头和大饼油条也日见其少,直至有一天稀粥变成了能照见人的“薄隆汤”(上海地方方言,意思是稀得见不到几粒米的粥汤),大饼油条淡馒头也不再有了。老百姓也不知道国家有了困难,从嘁嘁私语的议论到叽叽喳喳的质疑,但都无济于事。起头闹事没人敢为,再说食堂里的粮食也不是闹腾闹腾就会长出来的。
前两年从市郊农村来城里参加“大跃进”建设的不少农民又被动员拖家带眷地“还乡”回农村去务农了。没多久公共食堂也偃旗息鼓被解散了,各家各户又开始买回来陶制的小瓦缸一样的煤炉外壳以及炉芯和炉胆,自己动手搪起了炉子。大人在搪炉子,小人们围成一圈观看。老陈至今还记得那一套和泥(为防止泥巴烧干裂开,到理发室找点头发,或用稻楂和泥作熟)搪炉的程序。
从此,各家各户又敲响了锅碗瓢盆交响曲,过起了油盐酱醋平凡日。不过与二年前没到大食堂吃饭时不同的是,各种日常生活中的用品都开始凭证供应了,粮油也上计划了。而且这计划经济的凭票供应办法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这期间,最困难也最让人受饥饿的是“三年困难时期”,因为饥饿大人小孩面呈菜色,浮肿病人隨处可见,再加上据传苏联“老大哥”逼债,国家遭难,人民遭殃。
那时候的老陈已经11岁,读着小学四年级,正是长身体要营养的时候,但是却饿得“三根筋挑着一只头”。
老陈难以忘记的是当时教他语文的先生姓高,因为得了浮肿病,连一堂四十分钟的语文课都难以上到底。因为浮肿,教育局给教师们配发的营养品是小麦肤细糠。有一天高先生带着用一只纸袋装着的麦肤走进课堂,中途当高先生打开纸袋用手抓捏肤糠送进嘴里时,课堂上的几十个学生的眼中泛着饥饿的绿光。忍无可忍,老陈举手报告:老师,我饿。高先生叫他走上讲台,让他抓一点肤糠吃,他害怕,但饥饿的虫子在肚子里作怪,没有了害羞,他走上前去抓一小把吞了,太好吃了,他感觉从未有过的美味,忍不住又抓了一小把,掉转头去,已有十多个同学走下座位不由自主的在他身后排起了队,他们的眼睛里同样映射着饥饿的目光,他松开已抓起的那一小把麦肤。他看见站在旁边的高先生含着欲滴的泪珠,无奈地在摇头……
六十多年前的事了,说出来现在的孩子难以置信。孙子会对爷爷说,没吃的,为什么不到超市去买?想到这里,老陈感到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太幸福了,拿着退休的养老金,从不为饥饿发愁。他只想再唠叨一句,孩子们不要忘记你们的祖辈曾经走过的艰辛路。把国家建设好,民富国强,幸福的生活才能万世绵长!
口述:陈长发
记录:阿永(海上一浪花)#涨姿势##历史##热门话题创作激励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