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完璧归赵，弱者的弱往往在于分不清主次

读《资治通鉴》之二十九

完璧归赵和渑池之会都是我们很熟悉的故事了，小学课本上就这两个故事，对于这两个故事的解读，标准的答案是：蔺相如英勇机智、不畏强权、敢于斗争，维护了赵国的尊严，获得了所谓的“外交胜利”。但是换个角度来看，这两个事件也体现出了赵国的孱弱，外强中干，以及赵国君臣缺乏远见、本末倒置。

首先我们看看事件的背景，两个事件都发生在五国伐齐之后（完璧归赵发生在公元前283年，渑池之会发生在公元前279年），尽管当时乐毅和燕国还在齐国作战，但是其他国家基本已经退出来了。秦国开始着手怎么削弱周边国家，具体策略还在动态调整的过程。在周边国家里面，楚国已经残了，基本就是砧板上的鱼肉；秦国不太了解的就是赵国，毕竟赵国军事实力还比较强，而且两国之间还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所以秦国想要探探赵国虚实，以便决定后续的作战策略，一方面是出兵多次攻打赵国，挑起了好几次小规模战争，另一方面又积极开展外交活动，策划了这两次事件，其中完璧归赵事件具有偶然性，而渑池之会则更具有计划性。

我们看看《资治通鉴》的记载。

赵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之，请易以十五城。赵王欲勿与，畏秦强，欲与之，恐见欺。以问蔺相如，对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许，曲在我矣；我与之璧而秦不与我城，则曲在秦。均之二策，宁许以负秦。臣愿奉璧而往；使秦城不入，臣请完璧而归之。”赵王遣之。相如至秦，秦王无意偿赵城。相如乃以诈绐秦王，复取璧，遣从者怀之，间行归赵，而以身待命于秦。秦王以为贤而弗诛，礼而归之。赵王以相如为上大夫。

三十六年壬午（公元前二七九年），秦白起伐楚，取鄢、邓、西陵。

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愿为好会于河外渑池。赵王欲毋行，廉颇、蔺相如计曰：“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赵王遂行，相如从。廉颇送至境，与王诀曰：“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以绝秦望。”王许之。会于渑池。王与赵王饮，酒酣，秦王请赵王鼓瑟，赵王鼓之。蔺相如复请秦王击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内，臣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王不怿，为一击缶。罢酒，秦终不能有加于赵。赵人亦盛为之备，秦不敢动。

赵王归国，以蔺相如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功。蔺相如素贱人，徒以口舌而位居我上。吾羞，不忍为之下！”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之，不肯与会；每朝，常称病，不欲争列。出而望见，辄引车避匿。其舍人皆以为耻。相如曰：“子视廉将军孰与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驽，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闻之，肉袒负荆至门射罪，遂为刎颈之交。

——《资治通鉴·周纪四》，周赧王三十二年、周赧王三十六年

在上面的故事中，秦昭襄王在表面工作上做得还是很足、很聪明，比如第一个“完璧归赵”故事，他没有说直接要和氏璧，而是说要用十五座城池来换，名义上是比较好听的，当然，他肯定不会给城池，只是忽悠而已。或者说不只是忽悠，还有敲打和外交压榨的意味。而且还不好直接拒绝。
对于秦国的要求，或许有这么几种策略：一是给和氏璧，并要求秦国给城池，不给的话，以此为借口攻打秦国。这条策略要求赵国有很强的实力，如果秦赵交换一下位置，可以这么做；二是直接给和氏璧，让秦国变得骄纵，然后以此为基础推动赵国改革，知耻而后勇，提升赵国国力。这条策略是后面匈奴冒顿单于的做法。
赵国在整个事件中，想的都是如何不被秦国欺骗，也就是说能够确保和氏璧依然留在赵国，同时能够在外交上看起来不对秦国示弱。这重要吗？重要又不重要。但是赵王其实从故事开始到最后，最吝惜的还是这个和氏璧和面子，而没有去想，秦国凭空整出这摊子事情来，目的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一块石头？显然秦昭襄王不会那么幼稚。
另外，赵惠文王对于秦昭襄王在骨子里面有一种畏惧心，一旦有这种畏惧心理，那么在决策的时候就会有失偏颇。就像刚开始那样，“赵王欲勿与，畏秦强，欲与之，恐见欺”，其实事情根本不存在两种可能，因为秦昭襄王压根没想过给赵国城池。也就是说事情一开始就是明确的、单一的，即核心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使者，不辱使命。

而在“渑池之会”中，秦昭襄王的目标相对更加明确，主要是因为要大举进攻楚国了，所以想来探探赵国虚实，订立一个友好盟约，顺便吓唬下赵国，让他们不敢趁机进犯秦国，毕竟双线作战的话，秦国也不轻松，而且容易影响攻楚的效果。
赵国这次，显然又会错意了，他们想着的是“秦国会不会挟持我王”，“他们故意刁难我王，会损害赵国名誉”之类的。当然，这样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秦昭襄王嬴稷有这样的前科，在公元前299年扣押了前往秦国会盟的楚怀王。
而在整个秦赵两国元首会谈中，秦国君臣基本是谈笑风生，而赵国君臣则是神经紧绷，全国上下忙于这个事情。

那么，我们能够从这个故事中学到什么呢？
首先是赵国这一方，主要参与者是赵王赵何和蔺相如、廉颇。
第一点是碰到强权时候，不要畏惧，做好准备，有合适的理由就可以据理力争。

在故事中，赵惠文王的“怯”和蔺相如的“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赵何无论是听到和氏璧的事情，还是渑池之会的事情，都表现出来某种畏惧心。但往往是越畏惧，对方一旦察觉就容易得寸进尺。并且在畏惧心的驱使下，人们很容易乱了分寸，降低理性水平。

第二点是要注意分清主次，立足长远，抓住问题的核心，也就是重视里子的东西，而将面子的东西放在次要位置。

在两个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赵国君臣基本都是就事论事，眼光只是放在当前具体事情上。但是秦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一直都在疯狂的试探，又基本上控制在底线范围内。

所以看起来赵国是没有丢面子，但是秦国的目标也基本达成。

此外，赵国似乎因为表面上的“外交胜利”而感到很开心，蔺相如也把这个当做自己的主要业绩，史书上对这两个事件常常极尽称赞，或许也是当时赵国一再的宣扬所致。

但是这种“胜利”有意义吗？就有如一剂麻醉药，让自己沉浸在表面的胜利中，忘记真正的危险所在。之所以有这两个事件，问题核心还是在于秦强赵弱，赵国不想着如何提升自己的实力，不以此为耻辱，还只想着面子上不输给秦国，无疑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行为。弱者之所以弱，就在于分不清主次，总把面子上的胜败当成是天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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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看看秦昭襄王这一方。

秦国国力有优势，所以两件事情中都是主导方。可以有以下几点收获：

首先是学会借势，并且懂得利用一些看起来比较小的事情。

秦昭襄王本人是非常懂得利用本国优势的人，尽管如此，他还非常善于借势，很擅长利用一些小的事情大作文章。这样的方式往往能让秦国更加师出有名，总能站在某种道德高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一些抵抗。

本身实力就强，还会借势，尽可能降低成本，那就很难不成功。

然后是控制情绪方面，遇事要举重若轻、心平气和。

在两个事件中，我们都没有看到昭襄王嬴稷怎么生气，尽管他两次都被蔺相如驳了面子，记载中顶多是“不怿”（不高兴）。秦昭襄王能够活那么久不是没有原因的，除了他母亲宣太后的长寿基因外，他本人的心态和情绪控制也有很大的帮助。

并且越是情绪稳定，越容易显示出自己的威严，还有助于做出恰当的决策。

最后是目标要明确，次要的东西大可不必计较。

蔺相如两次没有让秦昭襄王讨到便宜，但是秦昭襄王基本不怎么计较，还觉得蔺相如是个人才，除了昭襄王本人重视人才外，还体现出他的目标明确，所以表面上似乎赵国赢了，但秦国达到了目标，并全力攻打楚国，一举占领了鄢郢之地，搞得楚国只能迁都，让秦国势力范围从四川到贵州然后连到了湖北地区。

蔺相如认为秦国不敢攻打赵国是因为所谓的“将相和”，有道理也没有道理。秦国当时只是在搞楚国，暂时没精力放在赵国身上而已，另外，“将相和”虽然重要，但是不稳定因素，远非主要原因，很容易被离间，或者换个国君就没了，真正可以依靠的，绝非这类不稳定因素。不管将相之间个人关系如何，都能运转良好，才能抵御内外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