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环球测绘与科学治史》 陈奉林教授序言

陈奉林，前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华侨华人历史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为日本史、东亚史、东方外交史。

李兆良教授是活跃在国际史坛上的一位有实在学力和创新精神的有建树者，以自然科学的严谨、 大胆与敏锐，勇立国际史学潮头，在美洲华侨华人、郑和研究、西方科技史、东西方文化交流等方 面做出了不凡的成就，发出空谷足音，确立了他的史学地位，使他有条件成为既在东方历史、又在 美洲历史方面的探索者和实践者。李教授即将出版的《郑和环球测绘与科学治史》，是他多年来学 术研究成果的大结集，钩沉索隐，考订精详，为国际史坛贡献了新篇。

李兆良教授是生物科学家，以自然科学家的身份研究历史，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不多见。 正因为如此，他具备的这种条件别人无法相比，在东西交通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别人无法企及， 受到国内外学界的注目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研究东方外交史的缘故，我多年前就与李教授相识， 读他的著作《坤舆万国全图解密:明代测绘世界》、《宣德金牌启示录:明代开拓美洲》和发表的 许多论文，是我敬佩的一位学者。2013 年 11 月应邀来外交学院讲学，近距离与他接触，一起讨论 问题。我佩服他的眼光、胆识与才智，深感他是一位大胆的探索者和开拓者，开拓出属于自己的一 块园地，树起了一面旗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他所做的工作是在做着正本清原、廓清历史迷雾的 艰辛工作，推动着东方历史研究不断向前迈进。

在这部材料充实且有新理的《郑和环球测绘与科学治史》中，作者使用了大量的考古发掘材料， 把分析与史论建立在充实的材料基础之上，使用新材料，展现新成果，打通了东西交通史与各个学 科之间的樊篱，把东西与古今贯通起来，构建了自己的体系，最大限度地做到了叙事客观、准确， 令人耳目一新，基本上反映了当前同类研究的整体水平与动向。从这部著作中可以看到作者在治学 上的不凡成就，达到了一般人无法达到的高度。我之所以这样说，是我阅读了全著后的真实想法， 感受到他在研究上的用心用力，不知老之将至，洋溢着锐意创新的努力。

李教授研究的领域极为广泛，既有大家比较熟悉的老问题，也有大家感到陌生的新问题，甚至 还有我们比较忽略的一些大问题，构成由一系列问题组成的问题群。这些问题在他的著作中都一一 地呈现出来并抛在读者面前，让我们看到这些问题在今天仍有相当的重要性。他的许多观点令人耳 目一新，精致细密，气象不凡，如“以往认为中华文明五千年，20 世纪中国考古发现多方面打开 了人类历史从没有见过的历史，考据追溯到一万年甚至更早”;“世界通用数字源自中国，是所有 科技的基础”，“数字的发明是计算的基础，科技离不开度量衡计算和源自中国的数字”;“所谓 西学东渐，其实是东学西传”等等，这些绝非偶发的谠论对于读者来说都是别开生面的，令人倍感 兴味，也是作者多年深思熟虑的结晶，今天读来令人振奋。

任何一个新开辟的研究领域，只有极少数的天才在做着开拓性的创新工作，而大多数人并不能 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与价值，科技界是如此，社会科学研究界也是如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李教 授是一位人间的先知，在别人没有起步的地方起步，在别人还没有关注的地方予以关注，做着十分 有益的开榛辟莽、执戈前趋的开路工作，目的在于把欧洲人颠倒的几百年历史再颠倒过来，还历史 以本来面目。这不仅需要广博的知识，坚实的材料，同时还要有胆识与魄力，顶住来自多方压力的 勇气。对于这一点，恐怕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也不是随便就可以做到的，然而李教授已经做到了。在我看来，他的《郑和环球测绘与科学治史》立得住、扛得住和顶得住。他是这样想的，也是 这样做的，毫不含糊地做到了这一点。
《郑和环球测绘与科学治史》内容充实，学术史论引人入胜，在当前东西方关系及学术发展的 转折点上，希望有更多的这样好书问世。学术要创新发展，必须不断地总结和继承前人，开辟新的 研究领域，关注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书中可以看到，李教授是以极大热情投入研究的， 以年逾七十老翁的一己之力吁请人们重视历史，汲取历史经验，倡导开放精神，在取材范围、材料 的使用与分析，以及学术史论上洋溢乐观向上、生动活泼的探索精神，我衷心期待李教授的著作早 日问世，以飨更多读者。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