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托派教父郑超麟

中国托派成立于1931年5月1日。它是在一个非常复杂的背景下成立的。

托派是一个人数很少的派别，成立之初就争论不休，分裂为多数派与少数派。但他们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同样的信仰，都想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创始人都是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而且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一些知识分子，只会写文章而没有什么行动。

托派成立后的一二年间，就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连续打击和残酷镇压，党的领导骨干包括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等都相继被送入监牢。其他的人四处避难。

郑超麟是福建人，上世纪二十代初叶就加入共产党、曾参加过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的中共早期领导人，是1931年5月陈独秀一同创建中国托派的老人。

郑超麟是一个理论修养很高，革命意志非常坚定的人。知识渊博，工作非常刻苦，对自己的理想与事业无限忠诚。他一直宣称，马克思主义挺进社的宗旨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只是选择的方式与共产党不同。

新中国成立后。残留在上海的托派总还想做一点事情，于是就聚在一起出版了一本油印的小刊物，起名叫《学习》。意思就是说托派不能老是拘泥于过去的历史情节，纠缠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责任究竟是陈独秀负责还是共产国际负责；更不要再去讨论中国革命应该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还是走议会道路……新中国的建立，要学习点新的理论与新的思想，用今天的话来讲，还颇有点与时俱进的味道。哪想到《学习》仅出版了两期就被禁止了。

在1952年12月22日，也就是斯大林72岁生日的第2天，中共为了争取苏联对消耗日益巨大的抗美援朝的支援，将中国托派送上祭台。这一天的晚上，全国公安统一行动，将1000余名托派成员以及托派的同情者等一网打尽，统统关进了监狱。史称“大肃托”。根据毛泽东“一个不杀”的指示，经过审判，罪恶太大，无法量刑的4个人，即郑超麟、尹宽、喻守一、黄鉴铜4人被定为“无法判决”终身关押。

1979年，中央决定释放最后一批关押的托派郑超麟、黄鉴铜、蒋振东、喻守一等，同时统统将他们安置在上海闹中取静的石泉新村，一则便于管理，二则让他们互相之间有个照应。

郑超麟此刻已是年近八旬的垂垂老者。他背驼耳聋眼睛高度近视加上青光眼近乎半盲，但此刻到他去世的近20年间，却是他一生中著作最多的时期。1979年9月郑超麟胞弟的孙女郑晓芳来到上海，为了照顾他的生活，组织上把郑晓芳的户口从漳平老家调到上海。1990年郑晓芳上班以后，白天他的生活写作与外界联系等诸多事宜都由他的追随者与学生李培负责。1993年9月李培因病去世。郑超麟获悉极为悲哀:“李培死了，我也完了。”他在《悼李培》一文中写道:生活上的困难可用雇请佣人解决，但政治上的帮助就无人可代替了……

原托派组织马克思主义挺进社的周仁生获悉郑超麟的情况，心中非常忧虑，就打电话与47年加入托派的周覆锵商量，让托派中仅剩的不多几个人中最年轻的周覆锵去帮助郑超麟。

郑超麟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是长达8万字的论文《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原先这篇文章叫做《最后的论文》，意思是他有生之年最后的著作了。助手周覆锵对他讲:《最后的论文》不妥，你还是会活下去的，同样也是会不断写下去的。于是郑超麟便将它重新起了名。他把初写成的原稿交给周覆锵，周覆锵便断断续续着手整理，每完成一章就送郑老校阅。他用放大镜看着，逐字逐句审核修订，还修改补充增加了许多内容，再由周覆锵抄录完成。到1997年底只整理完成了前4章。1998年元旦，郑超麟病重入院，他自以为不治了，便在病榻上嘱咐周覆锵说:“就算是我的遗嘱，我的《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就交给你整理了，以后如能发表，一定要说明，前4章是经由本人亲自审定的，后几十章根据手稿整理，本人来不及审核了。”

1998年8月1日，郑超麟在上海去世，享年98岁。8月5日，上海市政协为他举办了隆重的告别会。

照片：郑超麟和周覆锵。#涨姿势##历史##上海身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