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批评苏轼论述历史的文章，因为苏轼的史论多从假设立论。牟宗三认为，历史是不能用“如果”之类的假设来分析的。“假定你说，如果当初不是这样那不就很好了吗？这种话都是不负责任的风凉话，不了解历史的艰难。所以我不喜欢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就是这个原因。苏轼论史的那些文章就专门说如果，假定怎么样怎么样。你哪来那么多的假定呢？这只是做文章，做文章和做学问是不一样的”（《中西哲学十九讲》第一讲，上海古籍出版社）。
今观苏轼的史论，的确如牟宗三所说，多从假设的角度立论。如《范增论》，假设范增在项羽杀卿子冠军宋义时“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则留，不合则去。不于此时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成功名，陋矣！”又如《贾谊论》：“为贾生者（为贾谊着想），（如果）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又如《晁错论》：“使（假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袁盎，借机建议景帝杀晁错），可得而间（离间）哉！”苏轼还有《代侯公说项羽辞》《拟孙权答曹操书》，全是从假设立论。在牟宗三之前，熊十力就说苏轼等人“规取浮名，自矜文采”。而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的批评更尖锐，说苏轼“学不出于揣摩之术，以荧天下而售其能”。还说苏轼与苏洵一样浸染于法家和纵横家的邪说，“遂欲以揽天下而生事于平康之世”（《读通鉴论》卷二）。苏洵的文章如人们比较熟悉的《权书·六国论》，就是从假设立论的：“向使（假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倘）与秦相较，或未易量。”文章很像战国纵横家的说辞。王夫之自己也写过大量的史论，如《读通鉴论》《宋论》。牟宗三称赞王夫之讲历史是从理上讲，与黑格尔有相似之处，“学问必从理上讲始能透”（《人文讲习录—中西哲学的会通》）。
历史上的人和事已定格于过去，假定如何如何当然已无补于事。然而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为什么不能用假设呢？从假设的角度立论，虽无助于前人，却能提醒后来人勿蹈前人覆辙，对后来人应该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