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制王朝时期，臣子们的欺下瞒上是官场的生存哲学，在咸丰朝，大臣们哄骗皇帝已经司空见惯了，不是什么新鲜事。局势那么坏，君上的要求又那么高，若不行欺瞒拖延的办法，哪一位官员都不可能混下去。比如，叶名琛主持对外事务时，许多事情我行我素。“亚罗号”事件后的一年多，中英已经开战，而他的奏折中完全颠倒了广州的战况，明明是一败涂地，却被他说成是屡挫敌人的气焰。

当然，叶名琛并不能一手遮天。咸丰若能留心也能发现破绽。曾在鸦片战争中弹劾琦善私许香港的怡良，此时在两江总督任上。他通过上海这一窗口，了解了广州战况。但是，叶名琛是咸丰的红人，他不敢向咸丰直说，只是婉言透露。而咸丰帝对此全然不信，称此为“英夷造言耸听”，下旨让怡良“勿为所惑”。

咸丰自己也作过一些调查，让外放广东乡试正、副考官的王发桂、张兴江，汇报“亚罗号”事件的情况。但他们的奏折对战况的描述，在基调上与叶名琛步调基本一致。官官相护本是官场上的规矩，咸丰朝尤其如此。所以，咸丰始终在一个信息茧房中下达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