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B站看橘老师锐评《歌手2024》的REACTION，聊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国外的声乐老师看来，似乎中国观众更能接受“歌剧式”的演唱方式，甚至认为美声唱法应该是流行乐演唱的“技术基础”。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在我这个声乐理论/声乐史外行人看来，我更愿意把这种偏好理解为一种后社会主义的审美遗产，类似的现象还有对所谓声乐“国家队”的理解。严肃地回答这个问题可能要系谱学地考察所谓中国声乐三大唱法（美声、民族、通俗）的发展史，不过这里可以随便说个大概。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国的声乐技术是服务于革命宣传的，也就是用来唱红歌的。那么歌曲到底应该怎么唱，受民间戏剧影响的土嗓子和受苏联和西方影响的洋嗓子（主要就是从意大利歌剧唱法演变而来的“美声唱法”）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的爆发点就是1950年声乐史上的“土洋之争”。当时为了这个问题开了两次“唱法问题”的座谈会，以确立“新中国的唱法”。最后会议讨论的结果，是欧洲传统唱法“民族化”的问题，即「保存欧洲传统唱法基本特点及其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在表达我们民族的语言、风格和思想感情方面，力求其深入、完善，达到真正地为我国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这件事本质上类似于同一时期美术史上，徐悲鸿那一代人搞得油画“民族化”的工作，即本质上一种以苏联作为中介的西式艺术技巧，经由“民族化”融合（声乐方面，其实主要融入的是藏族、蒙古族的一些特色）后，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服务。

而在改革开放后，这种中体西用的融合唱法又演化出一种所谓“民族唱法”，尤其深受声乐教育家金铁霖的影响。虽然叫“民族唱法”，但它本质上仍旧是美声唱法的嫁接产物。2016年郁钧剑就直言，所谓的民族唱法实际上就是美声唱法。可能是从歌剧演化而来的美声带有一种庄严、肃穆的美感，这种唱法尤其契合社会主义审美，迅速成为各大晚会主旋律歌曲的一致唱腔，这也是我们这代人最熟悉的唱腔。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这种“民族唱法”最能调动起普通人的家国情感，使其与宏大的时代叙事共振。最终，这种技法服务的价值反过来确立了技法本身的“崇高性”，这或许就是中国观众更能接受“歌剧式”唱腔，更推崇美声国家队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