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聊世界# 之“ 外交特权与豁免 该怎么用？”

这两天，某国际组织秘书长在北京街头占道停车的事情，引发网上热议。

秘书长女士当时的态度，公众都看在了眼里。我感觉，她虽贵为国际组织领导，确实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但似乎对何为外交特权与豁免、外交特权与豁免是干啥用的，存有极大误解。

几百年前，在欧洲出现民族国家和近代外交后，这些国家之间，就开始相互给予外交特权与豁免。

当时欧洲国家这样做，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主权国家都是平等的，既然驻外使节及其团队、机构代表各自国家，那就应该在驻在国享有一些特权，特别是，不应接受驻在国的司法管辖。这就是著名的“代表性说”。

帝国主义时代，一些大国强国，肆意侵犯他国司法主权，不但不接受驻在国法律适用于派出国的外交人员及其家属，有时还在他国强行适用本国法律规定。这即为“治外法权说”。

1964年生效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对外交特权与豁免做了系统而权威的规定。关于外交特权与豁免的理论基础，该公约既未采纳“代表性”说，也未采纳“治外法权说”，而是采用了“职务需要说”。

换句话说，根据上述公约，各国之所以相互给予外交特权与豁免，是执行外交工作、完成外交使命的需要，且外交特权与豁免并不“绝对”。

这里所说的“特权”，是指执行外交工作时的一些便利和优遇，包括外交机构驻地、外交人员办公场所、住所、车辆、人身及外交档案等，不受侵犯。

比如，一位驻在他国的外交官，驾车前往驻在国某政府部门，商讨有关双边合作事宜。途中，遇到当地警察拦路检查车辆，顷刻间马路上排起长队。若他等着排队过检，将无法按时到达，双方会唔可能受到影响。他向警察说明了情况，警察不但未查他的车子，还特地让一名同事开道，帮他冲出“重围”，及时赶到了目的地。这就是“外交特权”。

十几年前，我在德国就碰到过类似情况。那是我们一个外交团组完成了在柏林的外交任务后，离开酒店启程回国。车队刚出酒店就看到，前往机场的道路几乎成了停车场。这么排下去，肯定得误机。使馆同事灵机一动，就近找来一位骑警。小伙子三下五除二，就把我们车队引上了应急专线。他在前面闪灯鸣笛开路，很快就把我们送到了机场。这也是“外交特权”的具体应用。

“豁免”说的又是啥？主要是指外交人员及其家属不受驻在国刑事、民商和行政管辖。

刑事管辖，一般是不开什么口子的。就是说，外交人员及其家属在驻在国，有权不被刑事起诉。通常做法是，遇到这方面的问题，双方国家经协商，会允许相关人员回国接受刑事案件的调查处理。

民商和行政管辖豁免，是有例外的，至于有哪些例外，这里就不细说了，大家可以去查阅《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管辖豁免，除了有国家尊严方面的考虑，主要还是“职务需要”。特别是考虑到，若外交人员及其家属接受驻在国司法管辖，在驻在国出庭面对司法调查时，不利于维护其人身安全和派出国的信息安全，不利于外交团队正常履职。

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外交人员及其家属，是不是可以不遵守，甚至完全无视驻在国的法律法规呢？绝对不可以！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明确规定：“在不妨碍外交特权与豁免的情况下，凡享有此项特权与豁免的人员，均负有尊重接受国法律规定之义务。”

中国政府对本国驻外外交人员和家属，在这方面的要求非常严格。以我数度驻外的经历，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正确理解和运用外交特权与豁免，是中国外交官驻外工作期间的一项基本功。我们既要用好外交特权与豁免，捍卫国家利益和尊严，确保外交履职正常，维护个人合法权益，同时也要注意不滥用、误用外交特权与豁免，以免给个人和组织带来麻烦，给对外关系造成干扰。

最简单的，我们驻外期间，连如何扔垃圾，都要先搞清楚当地的规定和要求。

实践中，一些国家特别是西方大国，在遇到相关问题时，经常滥用外交特权与豁免。但其实这样做，并不能讨到什么便宜。一则当事人会搞得狼狈不堪，很多时候会被“驱逐出境”，回国后也不一定能够轻易“了账”；二则派出国的形象会大打折扣；三则双边关系往往因此受到很大影响。

就日前北京街上这一幕而言，秘书长女士究竟是否可援引外交特权与豁免，为其占道停车行为开脱，关键就要看，她当时是否有外交履职的紧急、特殊需要。这一点，好像不难判断。恐怕没有多少人会认为，她当时是在履行外交职责。

但话又说回来，即便她当时真有履行外交职责的需要，也不该是那样一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