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数学之间并无任何自然的障碍# 近日，17岁女孩姜萍闯入全球数学竞赛引发关注，数学话题再次引起讨论。2019年，我们发布过一篇文章《数学本无性别》，这篇文章出现的契机是那年3月，数学家卡伦·乌伦贝克（Karen Uhlenbeck）获得数学领域大奖阿贝尔奖，以表彰她在现代几何分析领域的成就，成为获此奖项的第一位女性数学家。她的获奖让我们的一位记者想起曾经在普林斯顿大学拜访的华裔女数学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张圣蓉。在她看来，女性与数学之间并无任何自然的障碍，女性成为数学家的困难来自于社会环境。以下是文章节选👇
我在西安出生，在那里长到三岁，随父母去了香港，再由香港去了台湾，1970年从台湾大学数学系毕业。那一届数学系非常特殊：我们班40个人，有12个女生。往常一届通常只有四五个女生，我们那届女生却特别多，集成了一股互相帮助和砥砺的力量。这群女生后来继续在数学上发展的很多，拿到博士学位的大概有七八个，在学术界发展的有五六个，现在有四个人在美国大学教数学。罕见的人数优势让我们谁都不落单，彼此扶持，走了下来。数学家的成长无论是生活方面，还是学术方面，都需要彼此呼应、一起前进，处于孤立状态是很难的。
在台湾，高中男女分校。我是台北第二高中毕业的，以第一名的成绩保送台大，可以任选专业。那个时候台湾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医学，或者其他热门专业。我决定选数学。一进去发现，像台北一中、台南女中、高雄女中保送进来的，很多女生竟然也不约而同选了数学系。我们那时受到杨振宁的影响很大。杨振宁那时刚拿了诺贝尔奖不久，很有名，他到台湾开暑假数学研究课程。他说，他要是年轻人，就会学数学，“数学呈放射性发展，有很多方向，前途很光明”。我猜我们那时都受到他这个判断的一定影响，很多人都第一志愿进的台大数学系。这是当时的风气，我刚好在这个潮流上。后来到美国做数学研究，验证了杨振宁的判断是正确的。
我们上大学时，报纸还有社论说，台湾经济这么困难，台大这么难进，宝贵的社会教育资源应该留给男生，女性未来不会往事业上奋进，实际浪费了资源。我们看了都很气愤。后来我们很多女同学都在事业上继续发展，证明了社论是错误的。我们班的金芳蓉，现在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教授，李文清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做数论，还有吴徵眉在伊利诺伊香槟大学教数学，都是出色的数学家。同班女同学现在还有人在台湾淡江大学和马来西亚教数学。我们这个班的女生念纯数学、后来成为数学家的有六个人，还有很多出去做统计、计算机数学，在数学上的基础都很扎实。那时我并不觉得特殊，回头看，才发现那么多女性集中在大学里学习数学的情况再也没有发生过。我们竟能在同一时间全聚在一起，成为一股力量，现在想起来，觉得是种幸运。
当时台湾经济很差，大学里教员师资并不够。幸运的是，有一个斯坦福大学毕业的数学博士决定回台湾教书。他教我们大一的微积分，教得非常好。师资匮乏的条件下，我们用的是最难的一本英文版教科书，连中文教材都没有。从一开始，我们的数学就是用英文来学的。老师布置单数习题，我们几个女孩在一起都是单数偶数全部做。星期六，大家会常在一起学数学：四五个人聚在一个人家里，先各自都做好，然后讨论每一题的难度在哪里、哪一点过不去、有人过得去有人过不去的地方，我们就一起讨论。有这种集体“研讨”，让我们总是非常兴奋，时常彼此大叫着，在黑板上切磋。我们是在这种情绪高昂的状态下打下扎实数学基础的。在我记忆里，数学一直不仅是一种智力上的挑战，也是一种集体的娱乐，是一种很热闹的学问和活动。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我们总是以一种合作与讨论的方式来对待数学——早年的相处经历对我们影响很大。
在加州伯克利读书时，我才发现到了高等数学这个层次，男性在这边是占主导地位的，女性非常少。人数少的确吃亏，这意味着你失去了自然而然与人交流的机会。男性之间可以自然发展友谊，勾肩搭背一起去喝杯酒，但对女性来说，这不是一件自然的事。这件事得首先自己去主动克服，突破那种孤立落单的状态。
其实对于数学来说，你和别人聊进去了，就会逐渐忘记自己是男性还是女性。可能刚开始彼此会对性别有所意识，一旦真正谈到数学的骨节问题，性别根本不扮演任何角色，就像法庭辩论一样，它是思维的交锋。只是，要能够舒服地开始交流，需要我这方面做出主动努力；只要跨过了那条界线，就不再有任何障碍。越好的数学家性别意识越淡漠，完全是智识的对流，你的唯一挑战是达到足够高的数学水平，完全不是男性女性问题。如果一个数学家真的在意性别，那么数学在他那里可能并不纯粹，我反而会质疑他的数学水平。
我是做数学分析出身的。后来成为我先生的人与我在同一个研究所，他的方向是几何。我们在一起、成为恋人和夫妻的时候并没有交流过数学，直到我们认识十年后，才开始讨论共同的研究兴趣。我们现在做的是几何分析，用分析的方法做几何，多半是他做几何部分，我做分析部分。女性的空间能力天生并不弱于男性，有时观念、环境和培养的因素影响了我们对女性能力的认知。我非常欣赏的一位女数学家，卡伦·乌伦贝克就是几何专家。她的工作都是原创性非常高的工作。对最杰出的数学家来说，应用和发展知识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创性才是第一位的。
在职业数学家道路上，女性起步的确会有些艰难，我那时也是。刚毕业，我和我先生两个人在一起。先生的导师对我们很好，给找工作的推荐信上都写明了我们俩是夫妻，结果却是我们俩都找不到工作。40年前，还没有任何大学愿意接受一对夫妻来工作。眼看着我的同学们在2月份都有了工作，我先生到4月才收到莱斯大学的一份工作邀请，我就叫他去，然后我拿到了一个布法罗大学的工作。这样，大学一毕业，我们就一个在美国东岸，一个在美国南边，相隔三千里。到了圣诞节，我从布法罗飞到休斯敦去看他，温度差了100华氏度，布法罗很冷，休斯敦很热。到了休斯敦，那里有个数学系的老教授看到我非常惊讶。他认为，既然我已选择在布法罗工作而没有追随先生到休斯敦，那我们应该事实上已经分手，没想到我们竟然还维持着婚姻关系。莱斯大学一直没有给我任何位置，连访问的机会也没有，因为他们对我的期待就是追随丈夫。我却根本没有这么想，先生也鼓励我，事业起步还是要工作。分开了好几年后，我们才慢慢把工作找在一起。那段时间的确很挣扎。
我在普林斯顿的女学生中，有一些很出色的数学家，有的做几何，有的做分析。像现在有位从中国大陆来的女学生，叫王一，已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数学，做得很好。还有一位女学生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教数学，也很优秀。她们都各有一个小孩。女性数学家有时在人生路上难免都有挣扎。现在博士后就得做很长时间，女性很难拿到终身教职再生小孩，年纪等不到那么大。我的女学生通常进入终身教轨（tenure track）就生小孩，通常已是三十五六岁的年龄，然后再等终身教职。对大学和学术界来说，“终身教职”制度现在变得对女孩子很不利，使得现在的女性做数学反而比我们那个时候要难。这个制度要求你在毕业后五六年之内必须拿到“终身”，否则就一直没有终身职位。而博士生毕业通常二十七八岁，接下来的五六年对女性来说，刚好是考虑婚姻问题、生育小孩的时间。而职业数学家事业起步时，做博士后都是这里一两年、那里一两年，地点换来换去。如果一位女性博士阶段已结婚，那先生还需要和她配合这种漂泊的生活，这对女孩子非常艰难。这套制度当年设置时就没有考虑过女性——当年普林斯顿教授的太太都是跟随先生，做家庭妇女，不在外面做事的。现在时代变了，即使大学雇的是男教授，他也是“双体问题”，还得考虑太太的工作。从这个角度看，这套学术制度已有些跟不上社会发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