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2023｜夏商考古：弼成五服，从之与之？小大百邦，臣哉邻哉？】
2023年夏商纪年范围内的考古工作成果斐然。中原大地围绕早期夏文化和夏商王朝都邑的综合研究稳步推进。中原地区外围新发现了若干同时期王朝“边地”或者王朝地方基层经略管控体系中的中心聚落，突破甚至是颠覆了既往对夏商王朝地方青铜文明的呆板认知。在更遥远的“半月形地带”之外，从西北到西南的广袤大地上，夏商纪年范围内的一系列发现也可圈可点，不但丰富了早期青铜时代多元格局的认知，更填补了当地地方性知识的空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考古院继续联合组队，按既定计划进行了陶寺遗址的大规模发掘，主要围绕1号夯土基址西侧的2号夯土基址和沟西手工业作坊区的窑址群开展工作。
深受全国学者关注的二里头遗址，2023年在遗址区内多点开花，发掘区域分布于“祭祀区”西侧网格北侧道路的西段、“祭祀区”—宫殿区东侧约270米南北向灰沟和南北向道路、墙垣，以及宫殿区中部5号基址。
在“祭祀区”以西区域的西北方向，发现与宫城区北侧东西向道路平行的道路。道路南侧发现有疑似红褐色夯土墙，道路北侧发现有陶窑和数个灰坑。发掘者判断陶窑的废弃时代不晚于二里头文化三期晚段。在陶窑附近的灰坑中出土有泥料、泥坯、烧土块、陶器半成品以及膨胀变形的陶器残片。这是二里头遗址相对集中发现的制陶遗存，不排除该区域存在陶器加工作坊的可能。
二里头遗址的负责人推测“祭祀区”、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以西至少各存在一个分区；“祭祀区”、宫殿区以东的则至少各存在两个分区。如此，二里头遗址网格状街区至少已经确认10个，全遗址复原至少有12个。各街区外侧应当都有围墙间隔或其他防护设施。这些街区是同时兴建，还是有不断扩增的发展历程，既往并不清楚。结合从新发现的宫城区东侧的灰沟来看，我以为很可能靠近遗址外围的街区，是在“井字格”出现后新扩建出的。如果后续的工作能证实这一推想，则二里头布局的扩建认识甚至外围的“城”、“壕”则可能不止一重。
但这一发现无论如何，都是极为重要的线索，它的发现说明，作为都邑的二里头遗址外围，还当有更为复杂的设施或“卫星城”存在。
走出王畿区，夏代晚期二里头文化在多个方向上展现出了扩张态势。在鲁山邓寨和方城八里桥，两处二里头文化中晚期的地方聚落发现可圈可点。
鲁山邓寨遗址地处沙河一级阶地，西、南两侧为伏牛山余脉。遗址北部分布的大量鹅卵石说明其北侧毗邻古河道，大致呈南北向长条状向沙河延伸。2023年发掘了7座二里头文化时期墓葬。墓葬虽遭破坏，但形制和规模基本一致。说明遗址的等级和人群差别不大。随葬品中出土有白陶爵、盉、鬶、绿松石等高规格器物。
方城八里桥地处方城垭口，是中原腹心地区进入南阳盆地乃至江汉平原的咽喉。该遗址上世纪90年代曾有过小规模的发掘工作，发现过玉钺、卜骨等高等级遗存。2023年的工作，新发现了夯土建筑基址、墙垣、环壕等遗迹，出土有玉器、绿松石嵌片，甚至还有疑似铸铜或冶炼的遗存。虽然现在信息发布不多，但仍令人振奋。
在二里头文化分布核心区以北的古黄河北岸太行山与王屋山一带，龙山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时期有一系列新的发现。
在孟州赵和镇的西小仇遗址，郑州大学考古系对其进行了系统勘探，发现该遗址存在内侧城墙和壕沟、中壕、外壕三重壕沟，其中内城壕的年代不晚于龙山时代晚期，中壕年代不晚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由于该遗址位于老蟒河支流的王屋山余脉前缘，再向西北即可到达济源轵关陉。联系前两年济源新峡遗址刊布的资料，二里头文化向垣曲盆地的扩张又补上了空间上的一环，在这个交通线上当存在多个区域性的中心。
沿汾河向北穿过阳曲到忻定盆地，2023年在原平大营和忻州尹村遗址都发现了夏时期的遗存。在大营遗址发现了青铜素柄舌刀与蛇纹鬲、铜渣共出的迹象。这一发现暗示，小规模的铜器生产，在夏时期可能比我们预想的要更为普遍，技术壁垒可能更多集中于形体较大且有花纹的铜容器之上。
忻定盆地而东穿越太行山，是下七垣文化保北型的分布区。为配合雄安新区的建设，容城东牛与午方遗址继续发掘，所获保北型遗存的测年结果却已进入早商纪年范围，这对测年数据稀缺的下七垣文化研究，尤其是其年代下限的判断至关重要。
在夏时期，与下七垣文化隔黄河相对的古黄河以东，是岳石文化的分布范围。2023年，山东大学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在胶东半岛东部的高密前冢子头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该遗址核心区约4.7万平方米，大致呈方形，四周被两重环壕（局部三重）包围，环壕间有疑似“坝子”分隔，南、北、东三面有疑似通道。该聚落自大汶口文化以降、断续沿用至东周时期。
上述五处新发现在东下冯类型、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的分布空间上给予既往研究以调整的空间，但测年带来的年代下限后移，却是未来研究必须关注的焦点问题。
如同去年所提及的那样，从龙山晚期到二里头时代中原腹心地区到临近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系列考古发现的共性现象提醒我们，除了不同城邑中皆有仓储设施外，环壕、街区制、小型铸铜生产活动，在不同遗址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材料在缓慢积累，认识在不断沉潜，夏王朝阶段不同聚落的社会发展共性必会有清晰的面貌展现。
2023年的商代考古突出成就，可以简要概括为都邑的持续进展和地方商代青铜文明的突破。
郑州商城的突出成果可以商城内城东南部的创新街小学北区和书院街地点为代表。前者首次确认了内城中存在手工业作坊，且制骨生产与铸铜生产共存一处。后者则在持续工作的基础上将既往两年发现的白家庄期平行壕沟围合，壕沟目前已发现3个出入口。在书院街还发现了人牲坑、狗坑、猪坑、牛角坑等和祭祀有关的遗迹。
将书院街环壕与创新街小学、塔湾西街、文庙东和书院街地点发现的纵横交错的水网结构相结合，这一现象再次说明，郑州商城内应该存在多个以沟渠、环壕为界格分割的社区空间。这与二里头的多网格式布局实际是相同的空间布局理念。
新材料的积累必将带来问题的细化。这些聚落与殷墟的核心区是何关系，有无空间分割的设施，甚至是否在这些聚落以外存在殷墟的外围壕、墙设施，都值得进一步仔细寻找。而晚期带墓道大墓在殷墟外围遍地开花，似乎说明了殷墟晚期的等级制度松弛。
在殷墟以外，与商王朝关系密切的新发现中，涞水富位、清涧寨沟的发现尤为重要。
富位遗址2023年重启工作，新发现了11座商代竖穴土坑墓。这批墓葬的墓向皆近东-西向，排列有序，普遍随葬典型大坨头文化风格的彩绘陶器，同时也发现了大坨头文化彩绘陶与二里冈上层文化因素的陶簋、柄形器同出，与包含洹北阶段商式器物的遗迹存在相互打破的地层关系。这批墓葬葬俗复杂，二次葬、碎器葬、殉牲亦有发现。这些发现皆填补了大坨头文化内涵的空白。
2023年周边地区青铜文明的考古工作中，寨沟无疑是石破天惊的，虽然出土器物有限，但其意义绝不亚于三星堆。
寨沟遗址的发现内容因其入选“六大”、“十大”发现，为公众所知。该发现的意义，除了发掘者所总结的之外，北大曹大志也围绕黄土丘陵地带的社会复杂化有数点总结。他认为，黄土丘陵的中心聚落（表现为大型建筑、大型墓葬）数量多、密度高，可能是因为政体的规模较小，反映当地还没有兼并出大型政体，处在社会复杂化的较早阶段；当地大型建筑和墓葬需要调集的人力资源较多，很可能是利用了宗教的号召力；当地仿效了商文明的墓葬形制和统治者彰显身份的方式，同时也可能是早期车马输入的关键节点；当地的铸造遗物数量都不大，对应的铸造产品不会很多，说明当地的铸造作坊还不能长期稳定地生产、还没有成规模的产量，大部分青铜容器还是安阳的输入品。
虽然寨沟墓葬中的殉车测年不是殷墟最早阶段，但马车的原始样态、车器纹饰的早期风格暗示了他们才更有可能是殷墟车器装饰风格的源头。而带墓道墓葬的葬俗、大墓墓道的朝向等问题，如果联系西北地区大型墓葬墓道传统、殷墟突然出现的大型墓道葬俗，似乎也不宜将殷墟的影响过分夸大。
无论如何，寨沟的发现展现了在长城沿线，存在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体，社会发展程度超过既往的想象。寨沟展现的黄河西岸图景，在黄河以东的晋西北，太行山东西的冀北、忻定盆地乃至滦河流域，很可能也有类似的表现形式，甚至相当的方国。对此，应当充满信心。
在传统意义的商王朝控制和直接影响范围以外的西北、长江中下游地区，2023年也有亮眼的发现。
在长江下游，毘山遗址经过多年工作，迎来了聚落考古的突破。遗址沿毘山山体发现一圈壕沟，其主体使用年代为后马桥文化时期。壕沟内部的麻雀田地点发现了一批集中分布的建筑遗存，且有东区为基槽式小型房址区，西区为干栏式大型建筑基址区的区分，大型建筑甚至有较明显的历时性变化。毘山大型建筑干栏式与高台式建筑相结合，是目前晚商时期中国南方地区所见同类型建筑遗存中最大的一处。毘山遗址堆积层位明确，出土陶器特征鲜明，且在碳14测年数据集中于1250-1000BC能具备分期条件，这对于当地考古学文化的性质认知无疑是最具价值的。
在长江中游，汨罗黑鱼岭墓地持续发掘，共发掘商代墓葬98座，经过两年的工作，大体了解了墓地的布局。该墓地商代墓葬以南北向为主，少量为东西向。随葬陶器以本地费家河文化为主，但也有很多能得到殷墟同类器物的器型印证，据此可以卡定该墓地的大体年代，弥补因为人骨无存无法进行碳十四测定的遗憾。
沿横断山北上，夏尔雅玛可布遗址可以作为2023年度夏商时期考古发现回顾旅行的终点。这个坐落在柴达木盆地东南边缘的遗址，地理环境封闭，自然条件恶劣，但哈图河分割的两个台地，却明确地具备功能分区意义。西北侧面积8万余平方米的台地为单纯墓葬区；东南台地是面积更大的居址。除两个台地外，似乎遗址还有外围的居址和墓地。该遗址的居址区堆积最厚可达3米，有内圈石城（墙）、土坯墙、木构圈栏、房址、铜冶铸遗存等，以及众多灰坑、灰沟、火塘等遗迹；墓葬区3片墓地共勘探发现3000余座墓葬，既有竖穴土坑双重棺椁墓，也有石椁墓，盛行二次扰乱葬。这个遗址的发现，对于面貌并不清晰的诺木洪文化研究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2023年的夏商时期考古，目不暇给的惊喜新发现令人会生出“生有涯而知无涯”的一丝悲哀。但也再一次带来了诸多需要注意的学术前景或者问题：
首先，年代仍然是任何新发现学术意义的积淀。年代在夏商考古的表现，或许是在两个维度上展开的。一方面，既往匮乏测年结果的考古学文化或类型，在近年来尤其是2023年补足了不少新数据，这对于中国青铜文化格局的相互关系判定，无疑有太多需要调整的研究空间。类似岳石文化、下七垣文化、大坨头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齐家文化等夏商时期关键青铜文化的年代框架，需要在未来的工作中，重新构建。另一方面，在同一遗址中的不同遗迹，如果不在相对最小的尺度下进行共时性研究，对遗址的功能区判定和布局研究，都将只能是空谈。后一个维度，尤需要学者警醒。
其次，对遗存面貌的辨识和判定，是基于比较和沉淀的。任何概念先行的假设如果不经过遗存的实践检验，出错的概率会增大。以赛亚·柏林说“所有原创性理论的作者都倾向于夸张”，但对于物质文化遗存的规律性总结和理论化凝练，却由不得夸张。甚至于，过分的强调，都会影响田野操作时的判断。任何先入为主或者模型优先的考量，在新发现面前只会是过眼繁华。回到材料本身，重视迹象本身，分析遗物本身，对不同遗址间近似现象的宏观历时性梳理与共时性比较，对于理论的凝练，或许更有价值。
其三，地域性青铜文明的发展程度及其与更“外域”的文明体间的交流，需要有清醒的估计。在已经形成了王朝的夏商阶段，各地理单元中存在众多国族，幅员辽阔之间有的人群世居其间，有的窜于山河往来不定。在同一个时间剖面下，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交叉纵横关系，也甚至有跨区域的流动和互动，甚至可能存在利奇提出的“高地政治体”或者斯科特提出的主动远离中心避入山林以逃避国家治理范围的山民部落。不同地理环境有不同的生业经济，造就了不同的人群共同体，他们需要或者不需要产生集权政治权威或政体组织形式，都会有偶然和必然的辩证统一。以中原王朝的模式去审视千差万别的地方性知识，往往会产生阐释的误差。王明珂对于“边缘”的强调，虽有“过头”的倾向和材料上的瑕疵，但如何理解不同文化或文明体的共时性互动与历时性传承，当是未来夏商、两周考古具有巨大研究前景的领域。
（常怀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来源：澎湃新闻。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