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楷教授：与其怀疑刑法规范本身，不如怀疑自己的解释能力与解释结论。

刑法学鼻祖费尔巴哈极力主张罪刑法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克服刑法的不安定性。18 世纪后半期的德国刑事司法处于极不安定的状态。

一方面，启蒙主义与启蒙时期的自然法思想的影响，已经在理论上与立法上表现出来；

另一方面，历来的普通法理论与实务仍然流行。

《加罗林纳刑事法典》在 18 世纪作为帝国的法律仍然是普通刑法的基础，但启蒙主义与启蒙时期的自然法思想使得《加罗林纳刑事法典》的宗教基础发生了动摇：法官们为了避免残酷的刑罚，拒绝适用制定法，代之以作为自然法的理性为根据。于是法的安定性受到了明显损害。正因为如此，费尔巴哈主张，法官应当受制定法严格且直接的文字规定的拘束；法官的事务应当仅仅在于对现实的个案以法律规定的文字加以比较：如果条文规定的文字是遣责，则无须顾及制定法的意旨与精神，即应对现实个案判决有罪；反之，如果法律规定的文字是无罪，则应判决无罪。费尔巴哈还禁止人们对他起草的《巴伐利亚刑法典》 进行解释。

尽管如此，费尔巴哈却从未要求法官无论如何都应当遵守制定法：在服从制定法将违反法官之存在仅仅效劳于正义之原则时，费尔巴哈甚至认为，法官的不服从简直是一项神圣的义务。费尔巴哈看似矛盾的观点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制定法吸收了自然法，自然法生活在制定法之中，自然法与制定法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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